安庆“新型集体经济”诞生记

1980年代人民路上的四季香商店（资料图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安徽省安庆市曾一度走在全国城市改革的前列。特别是在倡导实现企业所有制改革、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方面，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时任中央及省委主要领导胡耀邦、万里等多次批示\充分肯定。这些是怎样发生的呢？

从“围墙打洞”说起

1978年，安庆市和全国各地一样，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济规模小（全市年国民生产总值不到4亿元），失业人员多（全市城市待业人员和未能安置的下放回城知青达2.6万人，占城市人口总数的13%），发展生产的资金严重匮乏（全市年全部机动财力仅30万元）。这一切都是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特别是城市待业人员和下放回城青年无事可做，没有生活来源，成为极大的社会隐患，急迫需要处置。

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靠国营、集体企业招工顶替的老路子显然是效果甚微，靠政府投资新办企业安置又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出路何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市委班子认为，要取得突破，关键在于改革。必须冲破一大二公的思想障碍，挖掘社会财力物力，鼓励多种经济成份竞相发展，从解决燃眉之急入手，谋求长远发展之计，走出一条新路来。

当时的现实是，一方面，虽然许多人似乎无事做；另一方面，许多事又无人做。由于长期重工轻商、“割资本主义尾巴”，商业服务业十分薄弱。与1950年代初相比，安庆城市人口增加3倍多，网点总数却减少一半多，群众理发难、洗澡难、吃早点难、买东西难，生活十分不便。于是，组织“无事做的人”去做“无人做的事”，创办新型集体企业，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1979年2月6日，中共安庆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城市待业人员的安置工作，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对安置待业人员和发展街道集体服务、生产事业的领导。接着，市委又印发《关于城市待业人员安置问题会议纪要》和《全市知青工作会议纪要》，责成经济管理部门制定支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优惠政策，要求全市把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安置就业的主要途径、发展经济的重要渠道、探索改革的实验基地，把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做好知识青年和其他待业人员的安置工作，作为执行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一项重要任务，把知青安置由区街统管改为条块结合，要求各部门、各单位把一切有利于广开就业门路的条件拿出来，把能够就业的生产服务门路开辟出来，帮助待业青年从“围墙打洞”（注：把围墙拆掉一段开商店等）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自筹资金，以自办、公办、联办等形式发展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的生产或服务项目”，并公开为在极左路线时被打成的“黑厂”“黑店”平反。

思路开阔，全盘皆活，到年底，没花国家一分钱，就兴办了479个生产服务厂、组和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初步解决了1万多名待业青年的劳动和生活问题。这些新办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表现了蓬勃的活力，对几十年一贯制的国营和老集体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短时间内便收到“办起了厂子、安置了孩子、安定了老子、增加了票子、减少了乱子”的所谓“五子登科”的效果。

由于这些企业既不同于国家投资建设的国营企业，也不同于1950年代合作化中形成的集体企业，而是依靠各行各业和群众力量帮助待业青年采取新的组合形式、新的生产门路、新的管理章程、新的隶属关系、新的管理体制、新的政策措施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故被称为新型集体企业。

1980年5月，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挖掘社会财力，广开就业门路——安庆市集资发展集体企事业》的报道。5月10日胡耀邦批示：“曾涛同志，这是一份大胆解放思想、振奋人们精神的报导，文字也写得生动，请你们在内参上加以发表。并提醒紫阳、万里同志等仔细看一下。”5月11日万里批示：“还可以把经济路子走得更宽一些，更活一些，也可以和一些县社挂钩。出点问题也不要紧，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8月，新华社《内部参考》第64期发表国家劳动总局、安徽省劳动局《关于安庆市集资经营和发展集体经济，安排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肯定：集资经营是一条好路子，发展城市集体经济是扩大就业的广阔途径。8月10日，胡耀邦再次批示：“放手发展集体经济，这个问题未解决，应适当报道”。年底，《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发表《安庆市办起一批新型集体企业》的署名文章，第一次公开向全国和世界介绍安庆市新型集体企业，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后，全国形成了一个组织待业青年发展集体经济的热潮。

由“非法”到“合法”

对于新型集体经济的出现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社会上还是很有争议的。

为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中共安庆市委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切入口，组织全市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课题，对集体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前途开展理论探讨。同时成立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采取理论研究、政策调整、典型引路“三管齐下”的办法促进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市社联成立大会上，主持工作的市委第二书记苏桦以《谈谈发展集体经济问题》为题发表讲话，他指出：“发展经济建设，要找出一条中国式的路子。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不能搞单一。单一不适合我国的状况。要发挥各种优势，允许差别，允许发挥优势带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差别存在以及它带来的不平衡。不承认差别，不承认不平衡，就不能发挥优势。就会使发展受限制，使国家经济搞不起来。”

1982年9月，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召集32个部负责人举行劳动就业问题座谈会，邀请中共安庆市委副秘书长胡江介绍经验。11月，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向各省市自治区经委、劳动局（厅）、国务院有关部门转发包括安庆市在内的全国4单位先进经验。1983年8月，中共安庆市委、市政府委派胡江为代表出席全国发展集体、个体经济、安置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并在大会发言，介绍安庆经验，在中南海受到中央主要领导接见。至此，创办新型集体经济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在此前后，国家体改委、劳动人事部、轻工业部、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红旗杂志社等单位的领导也先后到安庆进行考察调研。《中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发行了《安徽省新型经济组织研讨会专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专题文章。

1987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苏桦谈安庆市经济改革经验——关键是让企业活起来》一文。1987年12月，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全国劳动服务公司指导中心和安徽省、安庆市人大常委会联合在安庆召开全国城镇新型集体经济研讨会，探讨新型集体企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政策，并就安庆的经验和若干理论政策问题，通过了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

对“经济和人”的探索

改革首先是人的改革。1984年后，安庆市的新型集体企业在着重社会化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成立全市城镇新型集体经济联合总社，在帮助新型集体企业建章立制，探索股份制经营，筹集联合公积金，发展企业横向联合，实行企业党组织属地管理，开展集体企业养老金统筹试点的同时，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一批新型企业家在民间外贸、“窗口经济”、集团化经营等方面又取得新的突破。

新型集体企业安庆市供销服务公司经理孙超，在省、市领导的直接支持下，打破对外贸易长期由国家垄断的局面，在全国首开“民间外贸”新渠道，从1984年起的三年内，先后向马来西亚、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大豆、玉米等44批16.6万余吨，出口贸易总额1.2亿元，创汇2670万美元。1988年2月20日，孙超获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其间，安庆新型集体企业中又有东华公司、光泰实业总公司、湖滨实业总公司等加入民间外贸的行业，在全国掀起了民间外贸的热潮。

1985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在《十月》第6期发表报告文学《经济和人》，通过对安庆市的改革践行者王峻和孙超以及改革推动者的评价，描述了当时安庆打破地方经济分割、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改革实践，记录了当时人口不足20万的小城安庆市，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改革先行者以及他们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投身改革的伟大创举，提出了“窗口经济”的概念和“孙超现象”的命题，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冰心老人带病为《经济和人》单行本作序。她认为，改革需要冲破观念和体制的双重束缚，需要先行者，也同样需要更多为改革推波助澜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媒体舆论的导向；改革的践行者、改革的支持者、改革的宣扬者，一个个个体都是一个个小的瀑布，冲破阻力，相互支持，相互汇合，并汇聚成洪流，凝聚了无限的力量，巨石阻挡不了他们，挫折和失败也击垮不了他们。

《经济和人》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安庆，你是‘窗口\’经济的窗口，你能不能成为改革的窗口，旅游业的窗口，中国的一个窗口？安庆，你能回答我吗？”

（作者系1980年代安庆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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