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色起义展览馆内,在展示红七军战士当年使用过的物品中,我凝视着一只陈旧的小马灯——很普通、能手提、防风雨的煤油灯,因骑马夜行时能挂在马身上而得名。在现代生活中是很少见了。但是它却使我回忆几十年的往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是日军飞机轰炸家乡最严重的日子,那时我才12岁,家住桂北路一家民房(现北山饭店旧址),入读附近的城北小学。我最害怕是响警报,北山脚的“火警楼”原来是观察全市起火点的望火楼,变成对敌杌轰炸的报警楼。开始走日机轰炸,火警楼还会在楼顶挂起一个大球,同时向全市呼叫:“肇庆闻机声!”市民就赶快跑往北山防空洞。后来日机来得突然,警报的笛声还未响,日机已在上空低飞进行轰炸,死伤的市民就更多。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日机是不断轰炸,有时一天就响起几次警报,人们总是怀着惊恐往防空洞跑,身心极大的疲劳。
冬天的一个晚上,警报响起来,敌机又来了。我赶快往北山脚下的防空洞跑,躲进拥挤的人群中。我从站着累到蹲下,不久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人们都走光,没有人唤醒我,只有我一个人在黑暗的洞中摸黑走出洞口。从洞口往下走,只要走一段路就可以回到家中,但往下都没有路灯,脚下是码头般的破台阶,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到处漆黑一片,我走了几步,差点就跌倒滚下台阶去。我害怕得想哭,但哭不出来,在情急中我抬头望,发现离洞口十多米高是北山公园的马路,那里有路灯的灯光。我摸黑沿着小路往上爬,终于走上马路看到昏暗的灯光。我心里想:不用怕了,终于看到光明。但是四野无人,我又害怕起来,路向何方?这时从远处有一点闪闪的灯火向我走来,我心里高兴地想“救星来了!”这是一个挑着两只小油桶卖热蔗的男人,他的身体强壮,嘴里还轻声地叫:“卖热蔗咯!”他见到我怕冷的样子,就对我说:“买一段热蔗吃就不冷!”我不安地说:“我在防空洞睡着了,我身上没钱。”他笑着说:“不要怕,先吃一段热蔗,跟着我就会走到光亮的大街!”他从散出热蒸气的桶内拿出一段热蔗给我,大声地说:“送给你的!”他挑着担子慢慢地往山下走去,我吃着热蔗跟在他的后面,小马灯一闪一闪照着我们往前行,终于走到光亮的大街上。
这个卖热蔗的人和那盏小马灯,令我终生难忘。
另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是教育我认识人生意义的故事。解放初期,我从财经学校毕业就分配到梧州监狱工作,本来是分配做财会工作,因为我是团员,就把我分配到人事和秘书股工作。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领导叫叶文,她是个老革命,一头短发,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式的女服装。她对人总是满脸笑容,说话也很和气,但工作却很认真。她的办公室是一间小房子,两张办公台和两把椅子,我就坐在她旁边办公,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做事,只是听她交代要做什么事,我就去做。房子里很简单,除了一张长椅接待来客外,墙上挂着一盏小马灯,每天傍晚下班以后,她就叫我提着小马灯,跟着她到附近的劳改中队去,有时听中队的领导汇报,有时到犯人的宿舍去看犯人晚上的学习。
这样的日子久了,我开始厌倦,心里想这就是革命工作?工作的热情低落下来。她并不批评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个贫农女孩在地主家里做长工,因为父母交不起地主的租债,被地主逼死了,他们的女儿到地主家做长工。她吃不饱穿不暖,实在活不下去了,在一天夜里,她在地主家放了一把火把屋子烧了,跑到大山中的山洞藏起来,靠野果和红薯维持生存,几个月后她遇到了游击队,就参加了革命。她问我:“这个女孩参加革命值不值呢?”我赶快回答:“值!”。
我听出来她是说自己的故事,心里肃然起敬,怪不得她不时用手敲打自己的半边身子,那是因为住山洞得来的风湿痛。我听了她的话说:“叶股长,我知道革命的艰难,我一定学习干好!”。
她指着挂在墙上的马灯说:“干革命要有马灯精神,它是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在家中,在行军或宿营中,都离不开它。现在我们干管犯人的工作,就是很紧张而复杂的工作,你不能让犯人逃跑,要他们劳动,又要他们吃饱,国家财政困难,要他们劳动自己养活自己。你说难不难?”
我郑重地点头说:“我明白了!
她每天一定要我写字,并说:“字是文章的衣冠,字不清晰,领导怎么看你写的报告!”我心中感谢她教会我在革命中如何做人。
马灯的微弱之火,是人们生活中的需要,它的一生也就有了它的价值。(杨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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