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那片甘蔗林□林庆明

读过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如今还能弹出记忆窗口的就是这几句：“看见了甘蔗林，我怎能不想起青纱帐！想起青纱帐，我怎能不迷恋甘蔗林风光！”说句实在话，对于郭小川的那片青纱帐和甘蔗林，至今我依然无法理解，但对于自己家乡眼前这片葱葱笼笼、碧海涛涛的甘蔗林，我却独有异样的情怀……

我的家乡是平果县榜圩镇福吉村下吉屯，目前全屯95户300多人口，是榜圩镇10个蔗园村之一。也许蔗园人有种甘蔗习俗吧！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种植甘蔗最早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只是种不了几年，又换种小麦。原因是有一年，蔗地里来了两种类似鼠类动物（本地壮话叫“罗旁”“仁刊”），专咬甘蔗根茎，不久甘蔗就出现连片倒伏的情况……

时光就如家乡那条滚滚东流的平治河，流进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当其他村的村民掀起去广东“淘金”热潮时，在我的家乡，人们依然选择甘蔗种植作为发家致富的门道“孤独”前行。记得当时种出的甘蔗主要是拿来榨汁制作红糖片，再通过卖红糖片赚钱补贴家用。由于当时县里还没有建立糖厂，甘蔗销售量不大，村民们只能通过预测市场的需求量，有选择地调出一小部分土地种植甘蔗。那时候家乡甘蔗种植还算不上规模，只是小打小闹。

种蔗、砍蔗、运蔗、榨汁、制糖、卖糖是家乡“古法”制糖重要的六个环节，对我来说，卖糖是最艰辛和最痛苦的。20世纪80年代，家乡还没有通路，要卖糖只能肩挑马驮。我和父亲去卖糖，总是选择在早上5时起床，因为从我的老家走到街上，要翻过两座高高的山，行程大约两个多小时。头几年，每个街日基本可以卖出50多公斤糖，家庭生活开支得到改善，可后来越来越不景气，经常出现早上挑出去多少，晚上依然挑回来多少。挑出去有力，可挑回来不仅丧气，而且觉得特别饿，特别伤志气。老家有句话叫“早上不服卖，晚上卖不服”，正是当时家乡种蔗卖糖的写照。

《春天的故事》这首歌中唱到：“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对我家乡来说，1992年迎来了一个温暖的春天。那时，在镇工作队、村干、屯干、组干的大力宣传、动员和鼓励下，我们村种了1000多亩甘蔗，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让人看起来心潮澎湃。为了解决家乡甘蔗的运输问题，镇人民政府拨出资金支持，再加上县糖厂的投资，还有全村男女老少出工出力，千百年来阻塞着我们“出路”的那座山被炸平，山村里第一次修出了一条通往山外的沙石路。最为可喜的是，1992年到1995年间，甘蔗价格一直稳定在每吨240元到260元左右价格。我们村第一次出现亩产收入超过2000元。我家种了5亩多甘蔗，收入达到一万多元，一跃成为村里的“万元户”，那份喜悦漫过父亲那长满皱纹的面庞。正是这段历史时期，我的家乡开始出现了“小楼”，那几年的春节，鞭炮那殷红的纸片飞扬在山村的上空。

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但我的家乡仍然选择种甘蔗作为家庭一项重要收入。但那时劳动力外出务工多，家乡人工费太贵，种甘蔗成本高。当地政府了解村民的难处后，及时调整工作思路，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凡是种蔗的农户，免费帮助机耕，免费提供蔗种，每亩补助200斤化肥。我们村再次掀起种蔗的热潮。

如今种蔗、开耕用上机械，喷药用上无人机，砍蔗有砍蔗机，装载有装卸机，短短的几年时间，家乡的甘蔗地成为农业机械化的示范基地，种蔗的村民又迎来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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