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城堰：穿越市井烟尘（十）

老邮电大楼。

□高建平

但是，已经有一个月没见“祁鼠药”来摆摊了。这是1953年的夏季，德阳东山一带因暴雨而山洪暴发，十二个乡受灾，五千多亩田地被淹，近三百间房屋倒塌。灾后的耗子特别多，好像全都跑到城里来了，人们开始盼望“祁鼠药”。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见人。打问东山赶场的农民，农民们说他不得来了，把这么多年卖耗子药的钱捐给“臭茅厮”后回陕西凤县去了。“臭茅厮”是东山的一处地名，“祁鼠药”的祖辈在清代从陕西凤县移民到德阳，正是在此立的脚。一个开中药铺的先生说，他那么抠搜的一个人，生了病来开药，直喊抓草草药，真还捐钱？怕是瞬间的义举哦！

不管怎么说，“祁鼠药”是走了，瞬间的义举也很快消失于街谈巷议。到了每个逢场天，赶场的农民依然在棉花巷口那家低矮的饭馆内，或者买上一份焖锅饭划成牙牙卖的“牙牙饭”、夹一夹不要钱的小菜；或者用一碗面条下完一碗干饭后，就会到城隍庙看戏了。戏台上多是一些“草台班子”，表演不是很严谨，提着前袍踏着锣鼓点咣扯咣扯上了“楼”，再撩起后袍咣扯咣扯下“楼”来，台下就骂开了：龟儿子，上楼是七步，咋个下楼才六步了喃？豁人嗦，老子数到在！骂完提起箩筐扁挑就要走。旁边的就一把扯住，指头点着戏台上的那副对联说，慌啥子，好戏在后头。对联的上联写道：劝老哥不忙回去；下联写道：看小旦就要出来。

左等右等，小旦没有出场，穿城堰已经向南街的县邮电局后院流去。

在这个互联网和移动数据通信的时代，邮电局的身影已渐去渐远。可是曾经，无论邮政、还是电信；无论是寄信、寄包裹、汇款、订报订刊；打电话、拍电报都与县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到邮电局去拍一封电报，算是很多家庭的一件大事，三分钱一个字的“家有急事速回”，成为四十年前标准和惯用的内容。电报房里，整天都响彻“嘀嘀哒嘀”的莫尔斯电报机声。发报、收报、译电、投送，不同的工序只为完成一项工作而忙得不可开交。

老雷是技术很好的报务员，看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后，当天还给扮演地下党李侠的著名演员孙道临写信：你发电报的手势错误，你是硬起手腕在电键上用劲，正确的指法是手指不动而手腕抖动！这就有点悬了，只有专业的报务员才可以凭感觉控制手腕。所以，能够倒背如流六千字电码本的译电员老张就说了：你娃多事，那是电影，他那边根本没有收报和译电！后来，收发电报先进了些，报务员开始使用电传机，事先将准备发送的报文用专用的凿孔机在纸带上凿孔，然后套在快机上自动发送出去；收报那端，又在移动的纸带上自动记录莫尔斯电码波纹信号，然后译电、送达。

有必要再说说八分钱一封的平信。很多人喜欢写信寄信，距离远的则不说了；人家就住在街对面，也要写一封信寄去。这一定是求爱的信了，见了面不好说的话，可以在信中尽情表达。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一封信是经过了怎样复杂、漫长的传送过程。其时，县城四条街的邮递员每天送信送报结束后，会将辖区内所有邮筒和邮电营业网点寄发的信件收回局里。局里的分拣员、获得过省局分拣能手的徐大嫂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首先要将五六十个邮袋里的上万封信件摞齐，一封一封地打完邮戳。然后将拇指和食指套上胶皮，再蹬开八字脚，在一面墙似的、标着全国省会或者中转城市名称的格柜前站定。这个时候，烟瘾很大的徐大嫂就要在嘴上叼一支烟了，烟雾把她的眼睛熏得只剩一道缝。她根本不用抬头去看柜上各格的城市名称，双手左右开弓，一封封信有如飘飞的雪片，唰唰唰准确无误地飞向各自的格柜里。下午四点，再取出各个格柜里的信件，打成若干捆，然后装进绿色邮袋，扎口、铅封。邮车押运员便随邮车运往火车站邮政室。待不同班次的火车到站，再逐个地将邮袋送上邮挂车厢。同样，火车到达目的地后，邮挂车箱又开始一袋一袋地卸下邮袋，被等候在站上的邮车装运回局里。又是经过集中分拣后到达投递室，各路段邮递员根据具体地址和门牌号码再进行分拣，然后装进自行车前杠的两个邮包里，叮铃一声骑车出局了。

高建平，祖籍山西临县，1957年2月生。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小说集《最后的使命》，散文集《一抔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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