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凌虚台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很多人都读过苏轼的《凌虚台记》。

凌虚台就在宝鸡市凤翔县美丽如画的东湖。说起这凌虚台还有一段史实趣话。

话说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 26岁的苏轼通过崇政殿御试，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任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信任有加，对他所拟公文均一字不改照奏照用。这一时期的苏轼公事可谓风生水起，更是美文频出，他赴虢、宝、眉、周至四县减决囚禁，访减漕运之弊，改革病民之规……得到凤翔府官民的称赞，誉之“苏贤良”。

嘉祐八年正月，宋选离任，陈希亮接替宋选任凤翔府知府。陈希亮是苏家的世交，字公弼，年长苏轼 23岁，进士及第，任职凤翔时为官已 30余年，曾有“白脸青天”的称誉。此公富有文采，为人耿直，脸黑面冷却心胸开阔。

苏轼少年得志，初涉仕途有棱有角。陈希亮和苏轼两人由于年龄、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合作起来难免有些磕磕碰碰。苏轼当时以能文名扬，而陈太守对大小公文均严谨以待，严格审查且亲动“刀斧”。对此，苏轼痛惜不已，心生不悦。

一次，有位衙役在公众场合称苏轼“苏贤良”，陈太守责令打其 30大板。苏轼有事求见，陈太守让其坐冷板凳久等。中元节时，苏轼赌气拒按惯例过知府厅聚会，被陈太守上奏朝廷罚铜八斤。至此，苏轼对陈太守的怨气愈盛。当年农历十二月，陈希亮命人在官舍的后园掘地取土建一高台，取名“凌虚台” ,让苏轼撰文以记其盛，苏轼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遂将种种不满全部写入《凌虚台记》。文中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这地方过去是荒草野田，冷霜白露覆盖，野狐毒虫出没，谁还知道如今有个凌虚台？再过若干年，这地方变为荒草野田，谁又能知道呢？我陪太守大人您登台眺望，东面秦穆公的祈年、橐泉宫，南面汉武帝的长杨、五柞宫，北面唐朝的九成宫，当时都兴盛至极、雄伟华丽，现在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田亩和废墟。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能怎样？如果有人想以此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

新台建成本当祝贺，苏轼此作纯粹是扫知府之兴。本以为陈希亮又会像以往那样对文章进行修改。谁知，陈太守看后哈哈大笑说：“看来子瞻对我有意见啊！我和苏家世交，我是苏洵的长辈，视之就像自己的儿子，看子瞻就如自己的孙子一般。平时之所以那样对待他，就是担心他年少得志会骄矜自满，若因目空一切栽跟头，那是我所不愿看到的。”随之叮嘱：《凌虚台记》一字不改刻在石碑上，立于台前。这件事使苏轼内心很受震动。后来苏轼宦海几经沉浮，才明白了陈希亮的苦心，也对其有了极高的敬意。随即写《凌虚台诗》一首：“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表达了自己的懊悔之意和对陈希亮豁达气度的敬仰感激。

多年后，陈希亮辞世，此时的苏轼已是文著南北的名人。曾自称平生不替别人写行状碑文的他，在陈太守之子陈慥请写时却满口应承。苏轼曾对古人“谄媚死者”的墓志铭很反感，故不轻易给别人写墓志铭，他一生写过的 7篇墓志铭都有充分与特殊的理由。因为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其事迹失传于后世，于是饱蘸浓墨写下了《陈公弼传》。其文之精彩、其情之浓挚、其评价之公允，堪称以心作传。

后人将《凌虚台诗》加刻于凌虚台之北。一记一诗，南北呼应，成为一段佳话。而陈希亮和苏轼的这个故事启示我们要待人以诚、心胸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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