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收藏渐入佳境 曾长期被市场低估

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尊

商晚期青铜羊觥

众所周知，中国青铜器历来是世界公认的顶级艺术品。青铜器为何有如此魅力？它的市场前景如何？

青铜器承载悠久历史文化

青铜器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8世纪的夏朝，就已能生产很复杂的青铜器。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中国青铜器达到鼎盛时期。那时青铜器只是上层贵族享用物品，平民百姓无法享受。直到公元前3世纪，青铜器发展步入最后阶段，不再为少数人所专用，而成为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几乎每件青铜器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以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为例。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在陕西被挖出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为革命军所杀。之后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当时有爱国人士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存入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上海寓所里。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生活困顿，将鼎典押给银行，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

大克鼎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该件大克鼎腹内壁上铭文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

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克鼎后遂以其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巧的是左宗棠同治年间又购进大盂鼎，后转让给潘祖荫。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铭文291字，记载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但终为潘家回绝。上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突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参展。

抗战时，潘达于请家人和木匠师傅帮忙，连夜把克鼎、盂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深藏屋子底下。城陷后她家前后闯进7批日本强盗，财产什物损失殆尽，连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收藏，却到底没有发现踪迹。

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于把它们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进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表彰潘氏捐献之举。1952年上博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市民第一次饱览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

青铜器曾经长期被市场低估

在艺术市场上，青铜器一直是艺术品投资中的龙头老大，投资回报率一直很高。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发大财的古董商以“吃金石”者居多，当时一件周代铜鼎可换一堆康雍乾官窑瓷盘碗罐等器。相比鉴别明清官窑瓷器，鉴别青铜器的难度要大很多，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利润空间。上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艺术品拍卖后，由于受到政策法律等因素制约，市场上很少见青铜器亮相。1995年朵云轩曾拍卖过一件商代青铜夔纹觚，估价50万至60万元，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关注，成交价仅为75万元，价格平平。2001年纽约佳士得推出一件西周青铜酒器“皿天全”方罍器，其存世数量很少。而与之相同或类似的器型多藏于北京故宫等地，有意思的是，这只酒器的盖子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当西周青铜酒器上拍时，受到世界各地藏家热烈追捧，最后被一法国私人藏家以924.6万美元收入囊中。此价开创亚洲艺术品拍卖新天价。遗憾的是，该纪录一直保持到2017年，换言之，整整有16年之久未被打破，这期间字画、瓷器等纪录屡被刷新。

专家认为，从宋代开始的古董收藏，一直列为头号藏品的青铜器，却在最近三四十年来忽然“不值钱”了，比起中国书画、瓷器、油画甚至“70、80后”的当代艺术品，青铜器的价位显得太低，且普遍受到藏家的轻视。

近年青铜器收藏异军突起

2017年，青铜器犹如一匹大黑马在海内外市场上狂奔，先是海外纽约苏富比传来喜讯，一件由美国纽约Albcen-ter-Knox艺术馆提供的“商代青铜酒器青铜鸮纹方斝”以810.4万美元成交，创下了当时青铜器拍卖的全球第二高价。之后，纽约佳士得又捷报频传：“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尊”以3720.75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2.57亿元；“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罍”被拍至3384.7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34亿元；“商晚期青铜饕餮纹瓿”和“商晚期青铜羊觥”分别以2712.75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1.877亿元。而在国内市场上，西泠印社春拍推出“西周宣王五年青铜兮甲盘”，这是南宋唯一存世的宫廷旧藏青铜器，以高达2.12亿元成交，轰动全球。

到了2018年，保利香港2018春拍会西周晚期青铜龙纹鼎以1062万港元成交；苏富比纽约亚洲艺术周，一件商殷墟时期青铜饕餮纹卣以193.5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1223万元；2018西泠印社春拍呈推西周晚期青铜史颂簋，估价高达800万—1500万元。

实际上，青铜器在2016年已有启动迹象，在中国嘉德2016秋拍“大观”专场中，一件吴隐、叶恭绰旧

藏、陈介祺监拓的

“周毛公鼎六名家题跋本”上拍。据载，早年端方获此鼎后，制作几十张拓片出售，每张时售200两白银。这件拓片中有吴昌硕、张祖翼、陆恢、吴臧龛、褚德彝、王国维跋语。此件“黑老虎”以140万元起拍，最终以1138.5万元高价成交，震惊拍坛，并创下金石碑帖拍卖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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