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战时景气”的宝鸡城本报记者 张家旗

在茅盾的笔下，上世纪 40年代初的宝鸡有一股特别的魔力。旅馆天天客满，在旅馆里居住的长客，不仅手握三万担棉花，而且什么紧俏资源都能搞到手。“宝鸡有前途！”当时人们这么说。

茅盾为啥会来宝鸡？抗战爆发后，茅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0年，他逃出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虎口，取道兰州、西安，于 5月末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10月，根据革命工作需要，茅盾从延安到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也就是在这一次的旅途中，茅盾路过了宝鸡，写下了这篇《“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在茅盾笔下，一个“繁荣”得异乎寻常，充满矛盾却又真实的宝鸡城出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开篇不久，茅盾就先说出宝鸡“繁荣”的原因——交通。在他笔下，正是因为陇海铁路和川陕大道，才让“宝鸡的田野上，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宝鸡城外，新的市区迅速地发展，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流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

随后，茅盾用细腻的描述，将宝鸡新市区的繁荣景象展现在读者眼前。这里的旅馆天天客满，而且数目不少，“一条街上招牌相望，你一家一家进去看旅客牌，才知道长包的房间占了多数。”“而且也还有好馆子，陇海路运来了海味，鱼翅、海参，要什么，有什么。”茅盾不禁发出感叹，“宝鸡，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些在宝鸡长住的客商，也被茅盾称为“不可思议的‘魔术家\’”。

但茅盾并没有被宝鸡的繁荣迷住眼。他明白，这天天在膨胀的新市区还不能代表宝鸡的全貌。于是他登高远望，走进山村，与村民交谈。他看到曾经小康的三口之家，如今只能温饱；他看到婴儿没有棉衣，只能睡在棉絮里；他听到这户人家种植的棉花被低价强收，小麦的一半又要充作军粮，为了逃避抓壮丁，还要付给保长很多钱。家里虽然还有一头猪，但还不够明年丈夫交壮丁钱的一半。最后，茅盾才感叹说，正是这些人，才成就了宝鸡新市区的豪华奢侈，是他们给宝鸡赢得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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