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内题外总关情

大凡著作的后记，可以说些题内话，也可以说些题外事，表面及内在必然和论著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诚然，在选编《桉林密 桉林香》影视文学剧本集时，正是我九十二岁的父亲离世的日子，一边赶着编书，一边忙碌、忧伤地为父亲料理后事。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中共党员，有七十多年党龄了，离世前一周，还向组织递交了当年第一季度的党费，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交党费。抗战时期，在南路纵队领导下，我们家成为一个革命情报交通站（即广东省合浦县公馆区地下情报交通站——浪坡北楼），父亲任站长，对外的身份是浪坡乡村小学的校长，一边教书，一边秘密开展革命情报工作。祖母和母亲都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地下交通员，他们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交接情报，掩护伤病员。交通站从成立到解放十年间，严守纪律，从未发生过事故，没遭受过敌人任何破坏，北海市国家安全局称之为“情报交通站的典范”。中共合浦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我祖母和母亲颁发了“革命堡垒户”的光荣证书。现在坐落于北海市珠海路老街“国家安全教育馆”（原“丸一药房”），收集展览着当年浪坡交通站活动时的一些实物以及我父母亲和祖母的大幅遗照。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粤桂边区六万山区四支队武工队”队长，在六万山区域、钦廉灵交界的那雾岭地区开展过艰苦的武装游击活动。有一次闲聊，父亲说如果能以他那些在山区打游击的经历创作一部影视剧，肯定吸引人，剧名就叫《那雾岭的晨光》。我也多次酝酿创作一部影视剧，就像荧屏上热播的谍战片那样，但在这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父亲悄然无声地离我而去。

小时候，父亲总教导我要多看书，我因此喜欢上了文学，激起我写影视剧本的欲望，不能不说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在“文革”中期，那时我才十岁，放假期间随父亲下放五七干校（即合浦花铺农场），一次从父亲书箱里翻到一本残旧、单薄的书，是根据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党的女儿》，深受王愿坚塑造的优秀共产党员光辉形象的感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父亲离休后，我20岁就到南流江水库工作，经历过艰苦而寂寞的农耕、筑路、伐木、机修、船闸、配电工等历练整五载，我利用生活的深切感受创作了第一部影视剧本《桨声》，父亲兴高采烈地把厚达三百页的稿件用布袋装好，提去邮局挂号寄出，剧作深得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关注，编辑写来一封五页纸的长信和修改意见，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周民震亦来信鼓励。

后来，我调到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辅导工作，我发表的第一部影视文学剧本《京华细雨》（河北省《电视文学》双月刊1988年第5期），填补了北海市历年来电视文学创作的空白，并被选编入“新时期广西文艺创作丛书”。1985年春，我赴京赶考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父亲提前两天到南宁通过老战友的关系，给我买了火车票，还联系了驻京总参测绘局一位姓郭的老干部，把我安排在总参测绘局的招待所居住。在京城初试和复试的日子里，那些难忘的所见所感，深深地激起了我创作一个影视剧本的强烈欲望。我就根据经历创作了《京华细雨》，剧本在河北省发表后，收到全国各地一些青年读者的来信。其中，江西省高安英岗岭煤矿的一位青年读者说：“……你的剧本，写出了一代青年人的心声。”1989年秋，我考进了中央文化部委办的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编导班学习，江西煤矿那位小青年专程跑到上海，到戏剧学院找我，请求我帮助他学习考“上戏”，他说当初以为我是学院里的老师，是我的剧作激励他来报考、来拼搏的。我触动很大，要使自己的剧作受到读者欢迎，就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心声。

这些年，我热衷于剧本创作，剧作相继发表和获奖。每个剧本出来，我都会第一时间先给父亲看，因为他爱好阅读，当然，更多的是让他开心。一次，南宁市人民艺术剧院编导邱孟煌（阿丘）导演我创作的话剧小品，他曾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窗，那时还没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阿丘和我吃饭时也不忘讨论剧本，父亲在一边饶有兴趣地听，一边专注地看，时而还朗读着，为诙谐的对白而哈哈大笑。后来小品获了奖，剧本刊登在《四川戏剧》杂志上。父亲把剧本复印拿给一些老同志看，最近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些剧本的复印件。

在我创作的日子里，父亲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因此，这本影视文学剧本集，是谨献和告慰远在天堂里的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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