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日报》三十周岁了。自1988年3月份在《北海日报》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我在《北海日报》上发表的诗歌、散文、杂文、评论、新闻稿件和照片数以百计。在写作过程中,免不了要和报社编辑有些接触,多少有些小感慨。一个地方能办起一份报纸是一件大事,但报纸能否办好,能否吸引读者和作者,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关键是看有没有好编辑、好记者。后者我没有资格说,我想说说《北海日报》的编辑。我和他们大多是文字之交,但往往就是这样的交往,能看出人的真品性。
说起黄承基先生,可能现在报社的编辑、记者大多不认识,我也只见过一面。那是1989年夏,我在单位办公室正忙着,科长带一个人进来,我抬头看,长脸,瘦高,科长说是报社的黄承基。我忽然醒悟过来,他就是我的《虎丘斜塔》一诗的编辑。我的诗是当年3月份发的,看到报纸时我很意外,黄承基先生竟然在我这首诗下面写了一篇《读诗随记》,对我这首小诗大加赞扬。他现在因事到我单位时还顺便找到我,对我加以鼓励,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他没有介意,还拿出一本刚出版的诗集《南方血源》送给我。那时我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直到他调离,我竟然没有到编辑部找过他表示感谢。现在想起,着实觉得有点不近人情。
北海日报社迁到长青路现址后,离我单位很近。我认识了韦照斌、高良铨等先生。韦先生待人诚恳和气,没有一点架子,对来稿要求却很认真。我写了一首诗《昙花》投给他,十二行的诗,经他修改后只留下七行;另一首《螺号》,他把本来紧致的长句排列拆开,成为抑扬顿挫的长短句,为原稿增色不少。高良铨性格开朗,是个直爽人,那段时间为我发稿最多的是他。韦先生发了我的一篇杂文《文学发财学》后,他没有告知我,又推荐参加1991年全区新闻学会报纸文艺副刊好作品评选,获奖后他通知我到编辑部,拿出获奖证书,告诉我得了三等奖,似乎还有点歉意。
我现在记不起是怎么和黄礼伟先生认识的。在1991年,我在单位负责编一份小报《北海法制报》,校对出版都在北海日报社,我同时又为单位写新闻稿,有空到编辑部串门,
可能就是这样认识的。那时他很年轻,说话温和,还曾到过我的宿舍和我畅谈。他那时一个星期编一期经济新闻版,约我写稿,我说我没到过企业,没有经验,只能写一点小评论。他改稿也狠,一篇千把字的小评论,有的砍去一半,见面时大家还是开心一笑。
我和梁绍标先生的认识有点传奇。在1995年初,我已经当上律师。有一天,报社新闻部姚贻平先生打来电话,说合浦某单位有一位会计,因坚持会计原则,退休了还被开除公职,该会计要起诉,问我敢不敢接案。我就接下案子来。案子还没有开庭,该会计竟然被人骑摩托车撞倒后还用刀刺伤了,一时恐怖气氛弥漫,我和梁先生趁夜色掩护到该会计家中看望躺在床上的伤者,给予安慰和鼓励。一审开庭时梁先生参加旁听,给我和原告拍了照,后来和新闻稿发在第一版中心位置。二审胜诉后梁先生也写了报道。这件事算是我从事写作和律师工作过程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随着年岁虚长,我忽然觉得物质生活固然重要,精神生活也不可少。于是重拾停歇多年的文学写作。这想法和做法得到当时副刊部的温华森主任和叶汶波先生的支持,温华森先生还赠送了他写的散文集《读海》给我。两年时间我在日报副刊发表了几十首诗歌和十来篇散文,有些还得了奖,这与两位编辑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值此《北海日报》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特写此文,对关心和支持过我的编辑表示感谢。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好编辑薪火相传,《北海日报》才越办越好,前程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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