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几十年不见的小伙伴,都成老翁老太太了,虽个个都染上黑发,但仍找不着童年的影子。
“文革”期间,我就读的初中是一所袖珍式的学校,名“北新小学附中”。学校只有两个班,连同老师一起才50来号人。学生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另一类是特别顽劣的少年。我属于顽劣的那一类,两类孩子都属于仍可改造好的人。
在闹哄哄的大环境中,这不起眼的小小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躲开了运动的旋涡,显得相对平静。学校的老师是当时的青年才俊,他们也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人,这类人不管成绩多好也是不能上大学的。他们有些是文艺青年,艺术素质不错,有些数、理、化的造诣挺高的。他们一腔抱负无法施展,能有那么一班学生陪着也难得,故教得特别认真。而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普遍性格文静、听话,爱学习,他们理所当然得到处境相似的老师的呵护和精心教导。有些顽劣的孩子虽玩心重,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得到了图、音、体等方面的熏陶,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健康的种子。
学校没有校门,一条窄长的小巷直接通进校园,巷子边上是新华书店,我们喜欢在书店里溜达。在文化荒芜的年代,书店新添任何一本书我们都看得分明,久而久之爱上了书,以至后来我无论到了哪个城市,都首先会直奔书店。
初中时光只有两年,学校也随着我们的毕业而被取消了。
毕业后,少部分同学转到别的学校读高中,大部分同学上山下乡插队当了知青。老师也四处星散,有的到别的学校代课,有的当了江湖医生,有的漂泊他乡为生计奔波。
岁月如梭,当年的同学和老师聚在一起,不由感慨万千。
当年最漂亮的那位女同学到农村插队时,因受不了言语上的侮辱,又感到前途渺茫而自杀身亡。和她一起当知青的那位男同学打电话来感叹,说当时哪怕有人说一句安慰的话,她也不至于自杀。这位男同学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现居国外,没能来参加聚会。另一位早逝的同学是一位越南华侨,我记得他是当年唯一认得繁体汉字的孩子,他的勇敢也让我佩服。有一次我与他路过果园,看见树下绑着一个小孩,想必是因偷果吃被抓住的,他淡定地走过去把孩子给放了,果园的守护人看到他如此淡定,竟然默认了。当年的一位老师和我们的一位女同学结了婚,这本是一桩美事,他们却不好意思来参加聚会,真有意思。
有同学统计,恢复高考后,在这所学校就读过的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在北海的学校中是最高的,甚至高出了两三倍。大家有缘聚会,不管是当工人还是当老板的,不管是当领导还是做临时工的,不管是当教授的还是开出租的,都珍惜这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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