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

崇州粮食高产稳产综合示范区刘朝伟摄职业经理人展示资格证书张世海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张世海摄种植户喜获丰收罗清华摄莲藕种植基地周明虎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江宜航

编者按

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在头版头条和7版、8版的“深度报道”栏目，用大篇幅对崇州市探索创建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农业共营制，进行了深入解读。本刊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四川省崇州市是成都市下辖县级市，是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县和四川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试点县。自2010年以来，该市立足自身实际，围绕解决“谁来经营”“谁来种田”和“谁来服务”的问题，探索构建集约化、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社（以下简称“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核心，以新型的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四大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经营体系。

2014年4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程国强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调创新中心罗必良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晓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多次深入崇州调研后，将崇州市“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总结提升为“1＋1＋1”的“农业共营制”，即：以农户为主体自愿自主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

崇州“农业共营制”因何产生？该模式有何特点？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效？是否值得推广？带着上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于2014年年底赴崇州进行了调查采访。

◆逼出来的改革

任建忠做梦也不会想到，给他带来荣耀并让他脱贫致富的竟然是做一名以种田为生的农民。

2014年4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消息《谷雨好种田，改革催生春耕新变化》中，用90秒的时长报道了以崇州市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代表的崇州农业新型经营模式。

在报道中，央视记者通过采访任建忠和成都市农委主任许兴国，介绍了四川崇州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和政府相关配套服务的支持下，农业春耕生产的新气象。

现年43岁的任建忠是四川省崇州市隆兴镇青桥村人，现任该村村主任。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身份——崇州市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CEO）。

作为崇州市首批培养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任建忠持有农业职业经理人中级证书，在崇州，目前持有该证书者仅有9人。

不过，作为一名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任建忠称他最初的梦想与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不是留在农村种田，而是撕下农民标签、离开农村，成为一名在城里工作的产业工人。为此，他经人介绍于1992年进了崇州市一家食品厂工作。

任建忠告诉记者，虽然后来他也离开了食品厂，但他一直没有想过要回家种田做农民，而是去了离家更远的成都和广西打工。

直到1998年，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加上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在外漂泊多年的任建忠不得不带着妻儿回到家乡，加入到务农者的队伍当中。不过，这些年来，尽管他与妻子每日起早摸黑地劳动，一直没挣到什么钱。

“户均三五亩田，种得再怎么好，也赚不了什么钱，养不活一个家庭。”对于种田不能致富的原因，任建忠归结于种植规模太小。

以他家为例。任建忠告诉记者，如果算上他父母的承包地，他家共承包了5.88亩土地，即使全部种上大春（水稻）作物和小春（小麦或油菜）作物，一年的收成也不过是6000斤左右的稻谷和一两千斤的小麦或油菜籽，扣除种子、肥料、农药等成本，即使碰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实际的收入也只有三五千块钱，仅相当于外出务工一两个月的收入。

正因为此，村里年轻人几乎都长年或短期外出务工，真正留在村里种田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和妇女，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很少，即使有，也多是农忙季节回来忙农事，忙完又外出打工。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主要成果。30多年的实践证明，以“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体系，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分散为8.4块；2008年则下降到7.4亩、分散为5.7块；2011年全国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12.77亿亩，经营农户2.29亿户，户均仅5.58亩。由此表明，目前农业家庭经营的规模经济性正趋于弱化。

此外，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农业户中纯农户占62.8％，1999年则下降到40％。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2008年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浙江5省的比例只有25.3％，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

基于此，有专家表示，若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等，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底线需求，那么，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设施装备、科技应用、产品质量、务农收益、从农热情等，就有可能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将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乃至整个农业现代化建设。面对严峻挑战，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

以四川省崇州市为例。2003年以来，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流动后“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该市先后探索实践了从鼓励生产大户农地流转，到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租赁农地进行规模经营等多种形式，但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特别是2009年一家企业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农地出现毁约退租事件之后，农户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转而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责任。”一位不愿具名的崇州市相关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桤泉镇事件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田还是应该由农民来种，而不能交由工商资本来种。

在他看来，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哪儿能赚钱就流向哪里。当前工商资本热衷于下乡务农，说白了，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冲着政策扶持而来，并不是真正想从事农业，做好农业。

对此，崇州市委常委陈鑫（编者注：记者采访时职务，现已调离）表示认同。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业是个低效益的产业，很多下乡工商企业对此并没有深刻认识。

以崇州市为例，陈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崇州流转土地的费用最低为600斤大米／亩（相当于1100斤稻谷），这差不多是目前崇州最好的亩产量。

在他看来，土地的产出都给了农民，工商企业的投资回报就只能指望政策扶持，要不就是搞“非粮化”生产，甚至变相搞房地产。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当前农业发展实际，也不可能引领未来农业发展方向。

为了突破困局，维护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稳定，自2010年起，崇州“被迫”进行新的试验，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农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引进种田能手进行水稻生产经营。

这一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年下来，种田的农民收入基本上都达到或超过同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

桤泉镇的试验，使陈鑫认识到，农民种田也能致富，但要想让种田的农民富裕起来，必须推行规模化经营。

在他看来，当前广大农村地区之所以出现“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现象，根本原因还是农民种地不挣钱，而农民种地不挣钱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规模太小。

“比如，在东北一些地区，农户因为经营土地面积较大，家庭务农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陈鑫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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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农业共营制”的试验效果

2011年，为保障成都市中心城区居民口粮基本自给，成都市将崇州市列为成都市农业生产力布局中的粮油主产区，并投入大量资金在崇州推进10万亩粮食高产稳产高效综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在该项目的带动下，项目区内的隆兴镇黎坝村顺势组建了杨柳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导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推动规模化经营。 

合作社组建后，在项目资金的带动下，土地平整、水电设施、田间道路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如何经营、谁来经营的问题始终没有想出好的方案。在此情况下，崇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全市农业系统招聘一名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技人员来负责经营合作社的土地，现崇州“1＋4”推进办公室主任周维松竞聘成功。 

据本报记者了解，由于此前没有先例，崇州农业部门在招聘杨柳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时，承诺其身份和待遇不变，而其经营合作社所得归其个人所有。 

关于当年杨柳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模式，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周维松本人、杨柳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黎坝村支书宁致全、杨柳合作社现任职业经理人王志全，以及部分黎坝村村民，得到的信息大致如下：种植品种由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商定，生产资金由社员按大春（水稻）作物每亩700元、小春（油菜或小麦）300元出资，周维松只需负责组织生产和管理。 

对此，任建忠给记者算了一笔更详细的账：他告诉记者，崇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并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也不是政府强制命令性建立起来的，而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其所在的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例，任建忠于2011年发动本村村民组建了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并被推荐为理事长和农业职业经理人。当年，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合作社经营的133亩土地取得了较好的收成，亩均分红达到了917元。 

“亩均900多元，这基本上是农民自己种植年收入的2—3倍。”任建忠说，入社农民在没有投入任何劳力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高于自己种植2—3倍的收益，这让其他农户很是眼红。于是，周边的农户纷纷要求入社。至目前，入社土地面积已经达到2000多亩，这几乎是青桥村可耕种土地面积的90％。 

之所以能获得农民自己种植数倍的收益，任建忠给出的账单如下：一是规模经营产生的规模效益。二是使用机械化作业，降低生产成本。三是职业经理人科学种田，增加产出。四是政府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合作社给予的各种补贴。五是合作社可结合自身实际，拿出部分土地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这与本报记者的调查结果和崇州官方提供的信息基本吻合。 

来自崇州市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记者采访时，崇州已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面积21.33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48.56万亩）的44％；入社农户9.46万户，占全市农户（18.2万户）的52％。2013年全市土地股份合作社水稻亩产平均561公斤，比未入社农户平均每亩增加52公斤，入社农户比未入社农户人均增收803元。 

在崇州市委书记赵浩宇看来，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一是稳定了粮食生产。目前一些地方农民种粮粗放经营，而企业流转土地普遍种植经济作物，只有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推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才是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崇州地处成都郊区，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春耕时节常常“无人种田”。土地股份合作社不仅不再让土地“撂荒”，而且通过现代农业职业经理人带动，解决了农业生产中“谁来种”“如何种”的问题。三是实现了科学种田。土地股份合作社和现代农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使农业新技术能够真正落到田间地头，实现良种选用、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病虫统防统治等技术推广面达100％。四是保护了耕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主体是社员，社员是主人，社员参与决策，种什么，由社员说了算，确保耕地不撂荒、农业用途不改变；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不会改变或破坏土地，从而更能有效地保护耕地。 

他告诉记者，经过4年多的探索试验，崇州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引导建立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一站式”农业服务超市平台，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 

如果说适当的高回报是吸引并留住农民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经营的必然条件的话，那么，保证农业职业经理人获得合理的回报，才能确保合作社良性发展。 

在崇州，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回报是如何获得呢？从本报记者调查的结果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采取除去生产成本的经营纯收入1:2:7比例分配（纯收入的10％作为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纯收入的20％用于职业经理人的佣金，纯收入的70％用于社员土地入股分红）。二是承诺保证给予合作社多少钱（或稻谷），多余的按约定比例分红。三是超产分成，即职业经理人与合作社商定多少产量，超产部分按比例分红等多种分配方式。 

目前，崇州比较成熟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多采用第一种分配方式，但也有些基地设施条件不是太好的合作社采用第二种或第三种分配方式。如本报记者采访过的桤泉镇千丰土地股份合作社，其分配方式为：每亩500元保底，剩余的二次分红。即扣除生产成本后，不管盈亏，职业经理人首先需保证入社农户每亩土地500元的保底收入，多余的按1:3:6比例分配（纯收入的10％作为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纯收入的30％用于社员土地入股分红，纯收入的60％用于职业经理人的佣金）。 

当然，土地状况不同，保底金额也不相同，分配的比例也不相同。 

但从本报记者调查过的近10家崇州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情况来看，农民土地入股合作社后，大致都能获得与自己耕种差不多甚至更高的收益。除此之外，因为年龄或其他原因留在村里的村民还能通过给合作社打工，获得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劳务收入，真正实现了入社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和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三方共赢”。 

据崇州市农业部门统计，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农业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2013年，全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平均每亩收益150元，平均年收入5万元。 

如果说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市场催生的结果的话，那么，在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则更多体现了政府的作为。 

“不缺位，也不越位。”谈到政府在探索试验崇州“农业共营制”中所发挥的作用，赵浩宇如此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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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本报记者，近年来，崇州市从完善服务保障入手，探索构建新型的农业科技、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农村金融“四大服务”，为土地股份合作社效益提升、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初步形成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有效地解决“谁来服务”的问题。

一是积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对科技的需要，着力解决农业科技成果怎么转化、谁来推广、怎样应用、如何发展的具体问题，探索农业科技转化“最后一道坎”和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搭建了“以农业专家大院为转化核心、以农业科技服务团队为推广纽带、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应用载体、以成果应用价值体现为目标”的四大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初步形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和价值体现为一体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二是针对粮食规模经营中面临的社会化服务“小、散、乱”问题，通过整合农业公益性服务资源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资源，形成了“1＋1”技物配套服务方式（即1个农业综合服务站＋1个农业服务超市）。

三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高端为取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核心，着力打造农产品品牌，搭建了农业品牌服务体系，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

四是通过完善政府农业投融资平台，探索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组建产业风险互助基金，鼓励合作社开展社员资金互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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