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蜀秘史 之水善利万物

杨虎 著

连载32

进入民国后,前清举人林思进先生平时便不大爱说话，但自1920年执教省立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以来，连续十年左右时间，他辗转于成都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书卷之余，却始终不忘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反复强调这么一句：“夫知县者，当以知为本。知什么？知一县之山川地貌、田亩出产、婚丧风俗，乃至童谣俗俚，百姓吃穿用度，方能入手谈一方之治理……”说着说着，他厚厚的眼镜后面就沁出泪花来。

那时候,正是四川军阀间胡乱开战之时。兵强马壮者据三五县，弱者霸一二县，曰防区制。防区中粮赋杂税最轻者，也已提前预征到了1950年代。

1932年初春三月，一个乍暖还寒的黄昏，正躲在成都深巷家中潜心编撰《华阳县志》的思进先生破例接待了一位来自崇庆县的客人。客人开门见山，说久闻先生情系苍生，请务必为崇庆县西河朱崇堰上新开的“刘公堰”纪念碑撰写碑文。先生那些年本已心如止水，然而在细细聆听客人讲述“刘公堰”来龙去脉的过程中，竟时而落泪、时而欣喜。

客人走后，林思进先生一夜未睡。次日绝早，他呵开冻墨。半日工夫，一千余字的碑文便在纸上黑白分明地呈现出来，旋即被送往文井江畔，旋即又被石匠们刻在了以“留白”之躯等候在罨画池公园内的“四川省主席刘公自乾修堰纪念碑”上。那时候的文人还没有进化为嘴力劳动者，他们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倡导知行合一。思进先生也不例外，他早年便在诗词之外留心堪舆之学，对成都平原的山川地貌既了然于胸，复又在碑文中对崇州水利之情势进行了深入剖析。济世安民的儒家情怀跃然纸上。

就在罨画池公园内立碑十年之后，在大邑县安仁镇热闹非凡的米市上，也立起了一座高9米，碑身为四方形长柱的碑。碑身全用优质青砖砌成，阳光下色泽湛然。东南西北四面皆刻有大字，一一读去，饶有趣味：东面，刻的是“辛未夏刘公维三开渠乍堰纪念碑”；南面，正对着今天安仁老戏院的字写的是“辛未夏刘公升廷开渠乍堰纪念碑”。西面是“辛未夏刘公自乾开渠乍堰纪念碑”；北面大字为“辛未夏刘公星廷开渠乍堰纪念碑”。

安仁镇刘文辉家六兄弟中，有四个人的名号被刻在了碑上。他们分别是：老三刘文昭，字维三；老大刘文渊（一名升廷，字灼先）；老六刘文辉，字自乾；老五刘文彩，字星廷。

赶集的人们仰起头来，从下面仰望上去，可以看见宝盖形的碑顶由上而下向四面倾斜，正中凸起一扁圆形的红色宝顶，下方四周则分别又镶嵌着“万成堰纪念碑序”“赞助堰绅”石碑。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之下，颇为壮观。

这两座碑，一在崇州，一在大邑，一名刘公堰，一叫万成堰，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事。

这件事，发生在1931年冬的崇州桤木河上游，当时引发的动静，震撼了整个川西。

人类与水的纠缠由来已久。《道德经》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遥想老子当年，或许就是因为观察到那默默无语的水常被人争来夺去，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吧？

西河亦是如此。她虽是崇州人的母亲河，却因了地理走向，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多次引发崇州和大邑两县农民争斗。

争斗的焦点区域，在西河出山口——怀远清风岭鹞子岩。

崇州与大邑皆属成都平原“上五县”之一，正因农业发达，所以极为依赖水利。尤其崇州，区域内四山一水五分田，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五十的平原地区要想年年麦黄谷熟，大部分靠西河灌溉。

翻开崇州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崇州东北部有黑石河、羊马河等从岷江取水的河流，虽也不时与都江堰柳街、石羊一带的农民发生一些纠纷，但终究因为岷江水大，灌溉得梓潼、廖家、崇平、羊马等乡镇黑土肥沃，物产丰饶；而西南方向，从怀远、道明开始，直到济协、隆兴、桤泉等乡镇，则全靠从西河里取水的支流进行灌溉，土壤发黄，较为贫瘠。让崇州历任官员更为苦恼的是，崇州南边的邻居大邑有包括安仁镇在内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历来也必须依靠西河之水，方能栽秧插禾。比起岷江，西河的水要小得多。由此，每当春夏之交，两县农民便在鹞子岩相互抢水，械斗不止。（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

两县因水而起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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