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856人通过层层PK,闯过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等关口,即将走上成都公务员岗位。公示名单里,3位来自名校的博士生均将入职龙泉驿区和大邑县基层岗位,格外引人注目。但如果抛却对“博士公务员”的标签化解读,换种角度来看,他们的选择其实并不意外。
首先,正如这3人所言,“成都是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做事情‘取势\’很重要,目前国家的经济大势在西部,西部看四川,四川则要看成都的‘势\’”。他们选择西部的基层岗位,只是“取势”的必然选择;其次,较之于博士济济的北上广,选择西部和基层,无疑更能体现自己的人才比较优势;再者,从岗位需求来看,西部和基层对于高知人才的渴求度更大,它所能提供的职业平台与前景也更为广阔。综合这些因素,博士选择西部的基层,未必不是一种理性之为。
就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博士、海归等高知公务员的愈发普遍,与社会的高学历化倾向其实是一致的;就岗位的特点而言,公务员岗位在当前社会仍是一种体面的职业,对于优秀高校毕业生的吸引率仍相对较高。且在当前建设服务型、学习型政府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在提升。这些都是高知公务员出现的社会背景。
有关公务员的高知倾向,如公务员岗位成为高校毕业生的首选,半数博士毕业生当公务员,早就引发议论。乃至催生出公务员岗位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的高学历者之问。此类争议的衍生,在很大程度上所指向的是公务员岗位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的特殊吸引力。但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无论公务员队伍具体有着怎样的改革,其高知倾向只能是大势所趋。
不过,在当下,公务员岗位与高学历尚需一种社会性的去崇拜运动。前者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更大力度上兑现其本来的公共岗位职业属性;后者,则有赖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更为成熟、多元。如此,社会成员对于公务员岗位的取舍也将更为理性,社会看待高知公务员的眼光也将更趋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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