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映红了百年岁月 他们的青春与心血，如同火红的枫叶，映照着美丽的华西坝

“我们应当深深感谢启尔德先生，他帮助我们保存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非常罕有的语言的文物。”

——流沙河

启尔德去世之后，启希贤回到中国，一直工作到70岁，1933年才退休回到加拿大，1942年去世。

1967年，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去世，终年72岁。按他的遗嘱，家属将其骨灰撤向了太平洋中间，国际日期变更线那一片海域，表明他既属于加拿大，也属于中国。

今年75岁的成都作家谭楷，对他从小长大的华西坝一带，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当时的小天竺街有家名叫“Tip Top”的西餐厅，也是当时成都南门一带唯一一家西餐厅，有着十分美味的西式馅饼。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头两年，谭楷放学经过小天竺街时，不时会看见有狗狗蹲在“Tip Top”餐厅的门口——当时住在华西坝的许多外国人正准备陆续回国，许多告别宴就安排在那里，主人会将狗拴在门口的树下。

谭楷隔着玻璃窗，看到他们举杯痛饮，两眼闪着泪花。

多年之后，他将那些童年记忆背后的动人故事打捞出来，写成了一本《枫落华西坝》。

枫叶是加拿大的象征。1907年，多伦多大学牙医博士林则在成都四圣祠街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开诊，中国口腔医学就从那里艰难起步；1892年，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等一行人来到四川，从此开始了一家三代人扎根华西、服务成都人民的家族传奇。

壹

开始

刚到成都

便痛失爱妻

1891年10月，第一个奔赴中国的传教士团队从温哥华出发，乘“中国皇后号”轮船，踏上去往东方古国的漫漫长路。

这支小小团队的带头人，是从1865年就开始去中国、精通汉语的老传教士郝斐秋（Virgil.C.Hart）。另外还有两位年轻的牧师及其夫人，就是启尔德夫妇与何忠义夫妇。

1892年5月21日，历经三个多月的曲折水路，他们终于抵达成都东门码头。郝斐秋在玉沙街租到一套房子，成为三家人的住所，还安置了一个礼拜堂和一间临时诊所，还开了一间阅览室。

然而，艰难的新生活刚开始两个月，死神就向他们袭来：进入7月，成都连降暴雨然后连续高温，霍乱爆发，每天都有五六百人丧生，启尔德的妻子珍妮·福勒也倒下了，发病后仅仅18个小时，她就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失去了妻子的启尔德，痛苦之余继续全身心投入工作，他选定了四圣祠街的民房，将其改造成诊所，还在旁边加盖一间药房，起名“福音医院”。

最初几乎没有患者登门。除了少量的教徒来看病，诊所一直冷冷清清。原因也很简单：晚清时期，广大民众不仅对西医一无所知，对“洋人”也存在着很严重的误解和畏惧，以至于有些孩子经过医院门口，想看看稀奇，都会被大人们一把拉走。

百姓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谣传——洋人要挖娃娃的眼睛和心肝来做药。为了打破坚冰，启尔德想了各种办法，还花钱请打更匠在打更的时候帮忙做广告——喊完“各家各户，小心火烛！”之后，再喊几嗓子：

各家各户，注意听到！

洋人诊所，都在说好！

免费看病，分文不要！

四圣祠街，要去请早！

种种努力，收效甚微，但启尔德没有气馁，他知道语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在油灯下恶补中文，还请了老师专门学说四川话，进步很大。

医院不好办，那就办学吧。他按照郝斐秋的建议，请了三位私塾先生，请他们每人带20名学生，组成一个学校。上午私塾先生教国学读孔孟，下午洋人来教数学和地理。

洋人们的形象渐渐好起来。后来，通过给几乎失明的老人做白内障手术，以及成功医治了一位官太太的扁桃体发炎，福音诊所的口碑越传越广。

1893年，从加拿大又来了一批“增援力量”，其中一位名叫阿尔芙莱塔·纪福德的年轻女子，是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她准备到成都建立一所妇女儿童医院。

1894年5月，启尔德和阿尔芙莱塔在成都结婚，妻子给自己也取了个中文名，叫启希贤。

贰

风波

谣言导致的

“成都教案”

1895年春天，成都平原大旱。除了都江堰能灌溉的八百万亩良田之外，浅丘与坡地露出一片片焦黄。

干旱持续到了端午，谣言随着人们的焦灼四起——“洋人留四川，四川闹天干！”民众的情绪如同一堆“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

5月28日端午节那天，四圣祠附近的东较场城墙边，大伙在玩“打李子”，就是买包李子打来打去，游戏虽简单，场面倒也热闹。

“打李子”将近结束，人群正在散去时，忽然有人喊“娃娃不在了！”“我的娃娃掉了！”马上有人猜测：娃娃肯定遭洋鬼子抱走了，洋鬼子要抠娃娃的眼睛来做药。跟着就有人说：我看到洋鬼子钻进来，他肯定不是看“打李子”，是来抱娃娃的。

顿时群情激奋，人们纷纷涌向四圣祠街，启尔德的住处和小诊所，还有人钻进教堂，“发现”了一口大箱子，内藏了一个痴呆小孩，一问三不知。顿时，人声鼎沸，众口一词：这就是洋鬼子拐走的小孩，他已经被妖术迷惑，变成痴呆儿。

消息传遍成都，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四圣祠街。接着，发现了一只大玻璃瓶，里面盛满了准备用来做樱桃酱的红樱桃，被误认是小孩子眼珠。“罪证”将民众彻底激怒，最终引发了一场暴乱。

5月29日上午，四圣祠街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燃起了大火，陕西街、平安桥、玉沙街等，所有的教堂，连同教士们的住宅、诊所和学校都被火焰吞噬。一时间，成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这就是“成都教案”风波。

叁

努力

戒毒所

与四川话英语书

1896年，“教案风波”过去后，启尔德回到成都，在四圣祠原址重建了福音医院。规模扩大到25张床位，只收男病人；在附近的新巷子修建了女子医院，只收女病人。后来这所医院迁到惜字宫街，定名为“仁济女医院。”

加拿大人的第二次努力与帮助戒毒有关。

由于多年的鸦片贸易，无数国人深陷其中，仅当时的成都就有烟馆500多家。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清朝政府大力展开戒烟行动。官办与民办的戒毒所纷纷兴起，启尔德的医院也向戒毒者敞开了大门。

戒毒者的住院费加伙食费，远比吸大烟的开销少得多。随着一批又一批烟鬼“变”回正常人，四圣祠男医院的名声越来越大，口碑也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启尔德的四川话也越讲越纯熟了。他为此付出的心血，有书为证——2015年，四川有两家出版社出版了启尔德的《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这本书可谓凝结了这位医生传教士想要融入当地、与四川深入沟通的全部心血和诚意。

他把如何与教书先生说话、喊伙房买东西、扫地、抹灰；请打杂的、坐轿子、请老婆子……各种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分成32个情景，用1002句话表达，每个情景配一句完整的四川话句子，下面再用英语翻译标注。关键词旁边还配有英语注释和同义词。

这本百年前的四川话英语教科书，放到今天来看，更是价值非凡——用流沙河先生的话来说，“它是很好的载体，帮助我们保存了一百多年前纯正的四川方言。它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就是这样讲话的。”

“我们应当深深感谢启尔德先生，他帮助我们保存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非常罕有的语言的文物。”流沙河说。

著名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认为，这部书也极富史学价值，“对一百多年前的民俗民风、生活状态、物价水平、人与人交往礼数的点点滴滴真实记录，包含着大量信息。就凭这本书，几可还原当时普通人的吃穿住用行。”

肆

天足

启希贤

四川天足会会长

1892年2月底，启希贤刚刚抵达上海，还没有遇见启尔德时，她发现不少中国女人摇摇晃晃，走着碎步，仿佛随时会摔跤，她们的“三寸金莲”上，穿着精致的绣花小鞋，这是她第一次亲眼看到缠足女子们。

在上海，启希贤结识了正在筹组“天足会”总会的英国人立德夫人。立德夫人告诉启希贤：“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子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失去了玫瑰色的脸颊。，靠在重重的一根比她们还高的拐棍上，或趴在大人背上，悲伤地哭泣……”

来到成都后，在仁济女医院，启希贤见到一位手臂骨折的妇女。启希贤问她怎么骨折的，吞吞吐吐好半天后，女人说，是丈夫发脾气提起凳子砸过来，她挡了一下，手臂就被打断了，她还说，后悔不该挡那一下。

启希贤诧异地问：“不挡那一下，不就把你头砸破了吗？”女人平静地说：反正女人命不值钱，死了就算了。

与这个苦命女子形成某种对比的，是一位官太太。她被丫鬟们扶着，来医治扭伤的脚。据说她的脚在成都是出了名的娇小。

解开长长的裹脚布，启希贤看到了这双著名的小脚：除大趾头外，四根脚趾完全萎缩蜷曲成为脚底的一部分，脚背呈弓形。由于脚踝扭伤、红肿，官太太好久没有下地走过路了。

启希贤精心给她做了治疗，再三叮嘱她：伤口不能捂，裹脚布先扔一边吧。官太太骄傲地拒绝：“有了这双脚，我才有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两年后，启希贤又被请去给这位官太太看病。

官太太的小脚因血液循环障碍，已经坏死，坏死的血管会产生血栓，如果血栓堵塞了心脏，会危及生命。挽救方法，只有截肢。

这个有着成都最美小脚的女人，最后却要因此锯掉两条腿。这个消息传遍官场，让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也大吃一惊。

借此时机，启希贤率天足会的会员代表们，去总督府求见，请政府协助她们推广天足运动。

1903年，锡良接见了启希贤和四川天足会的请愿代表，对启尔德、启希贤夫妇大加赞扬，并下令各州府县将“劝禁男人吸烟妇女缠足”的告示，贴遍城镇街道、水陆码头。

成都的放足大会刮起了一股龙卷风，迅雷不及掩耳地横扫各州府县，不少地方纷纷效仿，办放足会。

经过启希贤多年的努力，缠足女孩的哭声终于渐渐消失。清末民初的一首成都竹枝词，描绘出那份重获新生的欣喜——

伍

CS学校

金发碧眼的学童说一口四川话

1909年，为方便华大的外籍教职工和传教士子女们上学，创办了一所全日制学校：加拿大学校，缩写CS，全名Canadian School。学生们被称为“CS孩子”，老一辈的成都人则叫它“弟弟学校”。

老一辈的成都人，对去华西坝“看洋娃娃放学”是颇有兴致的——下午四点半，放学铃声响过之后，校门一开，一群群“洋娃娃”说说笑笑，从宽大的阶梯蜂拥而下，他们金发碧眼，却能说四川话，让人倍感亲切。

1915年奠基的“弟弟学校”旧址，后称第七教学楼，一直是华西卫生学院办公楼。

1919年，启尔德夫妇归国休假。1920年，启尔德突染肺炎，病逝于加拿大。消息传到成都，中外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大会。

1921年，启尔德的长女康斯坦斯（中文名黄素芳）与丈夫刘易斯（中文名黄思礼），与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夫妇等一群年轻人，从加拿大温哥华登上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回到中国。

黄思礼学习了两年的中文之后，被安排担任加拿大学校校长。他秉承的办学理念是：让教育真正成为实现塑造个性这一生活的最高目标。

学制与课程安排，与加拿大本土的教学规划同步，在此基础上，黄思礼也很重视孩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在课堂上，他会为学生讲解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讲解中国历史、诗词歌赋、口诀珠算；在课外，他还组织学生深入民间收集儿歌、诗词、楹联等。

学习之余，这些调皮可爱的“洋娃娃”们也常常溜出校园，赶场、坐茶馆、爬城墙、走街串巷，甚至到市民家中做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完全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每年两期的校刊《CS杂志》是同学们发表作品的园地。在1936年的一期《CS杂志》上，刊登过一封黄思礼校长写的信，他写道：

“亲爱的孩子们：生活应该是不断成长的过程，不断增长经验，不断拓宽视野，以此来增强创造幸福的能力，扩大快乐和丰富的满足感。

我希望你们对生活始终保持信念，充满信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没有梦想就能获得成功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这个世界从来也不需要成天幻想超过实践的人。

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对那些陪伴你生命旅程并且十分善良的人失去信心……我期待你们每一个人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兴趣和信心所激发，并亲身经历，去见证另一种新生活的奇迹，这比任何其他奇迹都更伟大……”

他的期待，从未落空。

综合/马依弛

（节选自谭楷《枫落华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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