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之战折腾 28 年茶马古道重获“新生”

乾隆御碑由高大的护亭罩着。

金川大渡河两岸也是当年激战的地方。

乾隆御碑位于金川县安宁乡炭厂沟村。

宁静的金川县城当年曾是藏清两军血战之地。

藏军对付外敌的堡垒（资料图片）

装备落后的藏军（资料图片）

这种高大的碉楼曾让清兵吃尽苦头。

□清乾隆皇帝曾两次用兵四川金川，调集10余万兵力，耗银一亿多两，前后费时28年。战事之酷烈、伤亡之惨重，被史家称为“历史之谜”。

□当硝烟散去，化剑为犁，金川河谷又露出蓝天白云。人们熟悉的嗒嗒马蹄声、叮当骡马铃声、骡帮吆喝声又此起彼伏，回荡在大渡河畔。

如果把藏羌茶马古道比喻成一条奔流的河流，这条大河自唐代开流以来就很少停息过。千百年来，一代代马帮背夫翻山越岭，涉水过滩，前赴后继，构成这条洪流中苍劲的浪花。一度，当河床遭遇兵燹战乱形成憋屈的拐角时，这条大河便沉滞受阻、萦洄蓄势，或汹涌澎湃、激浪惊天。

历史上，受阻于战火的茶马古道主要遇到两次考验：一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云南，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救援通道，沿途商号林立，马帮背夫冒着日军炮火艰难前行，形成滇藏运输线上最悲壮的一道奇观。

另一次更早，是在200多年前的四川金川县——清乾隆皇帝发起长达28年的“平定”金川的战争，一度让茶马古道停滞荒废，但那场费力不讨好的战争结束之后的整饬，也客观上结束了金川土司割据一方的状态，并修缮了由金川北上马尔康、红原，南下丹巴、康定的茶马贸易，为马帮背夫的畅通运行铺垫了更通畅的道路。

乾隆帝御碑“纪念”28年金川征战

2016年5月下旬，由北京大学、《科学中国人》杂志社、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西都市报》等发起的2016藏羌茶马古道考察活动，首次将目光聚焦在阿坝州境内的多处古道遗址上。

那天下午，考察队来到位于川西北高原的金川县城。夕阳西沉，一抹余晖将群山勾勒出一道绚烂的金边。由北向南逶迤而来的大渡河携带着阵阵凉风，让人心旷神怡。

这是一座群山环抱中的宁静小城，几条街道呈阶梯状分布河西山谷间。街头民居，多为石头合黄泥修砌而成，以巨木为梁，横搭杂木，盖土于上。老街上，修建200多年的老戏台、红桥、禹王宫、城隍庙等古建筑雕梁画栋，神兽生动。孩子们挣脱妈妈的手儿一路蹦跳，红扑扑的脸蛋像才下树的金川苹果。领引广场舞的藏族美女身灵眼媚，风情万种……

来到金川，当然绕不开 200多年前那场震惊世人的大小金川之战——乾隆皇帝晚年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其中有两件就是“平定”金川。

当年，不可一世的乾隆皇帝万万没想到，在川西北高原这个“地不逾五百里，人未满三百万”的弹丸之地，竟让他大费周折，经历了整个十八世纪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巨、动用兵力最大、损失最大的一次战争。

我从《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金川县志》等文献资料了解道，乾隆两次用兵金川用力过猛：调集了全国25个省的10余万兵力，耗银一亿多两，前后费时28年。战争之酷烈、抵抗之顽强，被史家称为“历史之谜”。

战后，乾隆传旨亲命，在金川县立下一座纪念御碑。

那天上午，我们考察队一行20多人在金川县安宁乡炭厂沟村，找到了那座乾隆御碑。此地绿树环绕，一片寂静。大渡河边，尚有一座七八米高的古碉楼巍然屹立，虽历经风雨剥蚀、地震考验已有些偏倚，但它没有一点倒塌的迹象。

护亭中的御碑，静静矗立在炭厂沟半山腰，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守望着不远处的大渡河，像是在守望河谷中早已逝去的数万兵士的亡灵。

号称“雪域高原第一碑”的乾隆御碑，修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碑高4.5米，宽2米，厚1.3米。碑镶嵌于一巨大石龟身上，碑额刻有“御碑”二字，碑身正面用汉蒙两种文字刻制碑文，背后则为满文和藏文。

看着这座御碑，我想，当年乾隆皇帝为什么要高射炮打蚊子，干这么蚀本的买卖呢？

金川县，位于四川金沙江流域，分大金川和小金川。大金川在大渡河上游，小金川与其相邻，源于屸崃山。金川地区为藏族聚居地，旧时实行土司制度，生产方式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金川县志》介绍，清朝初年，各土司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富，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也没个输赢。另外，乾隆心头本来也忌惮汉人与苗人、瑶人诸部走得太近，更害怕明朝的遗老遗少联手造反。

第一次战役屡次失利，岳钟琪知难而上

我在四川省图书馆存藏的《金川县志》和相关文献中，查阅到当年大清出兵的起因：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帮助他的女儿欺凌其女婿、也就是小金川土司泽旺印信。这名似乎长了反骨的土司，经常跟清廷四川总督和巡抚擦枪走火，有一次还杀伤了驻守在金川的四名清兵。

这一举动，在乾隆看来简直是瞎子染布——不知深浅。“安藏必先定康”的念头让他再次瞪圆龙眼，握紧拳头。

乾隆初年（1747年）夏天，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金川。这是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

金川当地，山形险峻，奇峰林立，山间建有大量碉楼木寨。长于野战的清兵出师不利，伤亡惨重。当时在前线督战的大学士傅恒揪心目睹了清兵的一次惨败：1500名前锋绿营兵如蚁般摸到安宁河谷一座主碉楼下，正待架梯攀爬，突然从碉楼暗孔里哗哗啦啦射掷出竹箭、鸟统弹、铁藜，斜坡上又塌方般滚落下巨头檑木，清兵如割麦草般倒下一大片，鲜血染红绿草，尸体塞满山谷。

傅恒在一封上奏乾隆的奏折中这样叫苦：“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不逾数日而成。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

傅恒提到的这种碉楼，最早记录在《后汉书·西南夷传》里：“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这种佛塔式建筑功能齐全，分为家碉、界碉、寨碉、烽火碉、官寨碉，军事防御碉、预警碉等，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每个碉楼的四周高下皆有小孔，土司军队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

就算清军攻击到碉楼前也不得不“低三下四”——碉楼的门窗都设在离地面几米高的地方，极矮小，人须弯腰进入，根本无法展开攻击，反倒容易被里面的人干掉。

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编著的《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记载：清军屡战屡败，令远在北京的乾隆十分焦急，他命人将一批俘虏和工匠带到北京，在西山脚下仿筑了与金川相仿的三座碉楼，又选拔精锐2000人，组建“健锐云梯营”（相当于特种部队），每天顶着烈日进行攻碉操练。

第一次大金川之战，历时两年，耗银千万，屡屡失利。乾隆又亲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大学士纳亲督师，增兵再攻，又没占到便宜。乾隆怒杀张广泗，赐死纳亲，改用戍边爱将岳忠琪出山，严令他拿下大金川。

岳忠琪，清朝名将，甘肃永登人，史书说他“读书之余，说剑论兵，出奇谋无不中肯”。岳钟琪被乾隆亲授总兵之衔，这时他已六十二岁。岳钟琪有胆有识，他先收买了几名当地向导摸进几处要塞，又轮番派出数百名“特种兵”展开偷袭，手段之诡异、战法之狠辣，令人胆寒。不到三个月，岳军就攻占了康八达、塔高等山梁。

土司莎罗奔原是岳钟琪的部将，曾随岳平西藏、征青海，非常惧怕他，又连战失利，只好歇兵。岳钟琪乘机深入敌营，晓以大义，说服莎罗奔投降。

乾隆十四年（1749年），莎罗奔请降后，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

乾隆十九年（1754年），岳钟琪抱重病出征，凯旋班师时，卒于资州（今四川资中县），迁葬于金堂县栖贤乡岳公村，时年六十八岁。这是后话。

第二次战役

历时五年，清军死伤逾万人

第一次“平金”战争，并未让乾隆皇帝睡几天好觉。不久，小金川战云又起。

庄吉发先生《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记载：乾隆中期，金川另一土司再次反清，不断和邻近土司发生纠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土司兵攻小金川，以图“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这是第二次金川战争。

第二次金川战争，最激烈的战事均发生在碉楼最密集最诡异的地方，如勒乌围、噶拉依等。勒乌围是大金川土司的主要官寨之一，前阻大金川河，后负高磡山，地势险要，墙垣坚固，官寨四周建有战碉，最高的战碉高达二十四层，碉寨之间，勾连相通，相互接应，防御密不透风。

为了攻破金川土司的坚固防线，阿尔泰再次使用在第一次金川战役中大显身手的“健锐云梯营”，收到奇效，同时派测量技术精熟的西洋人傅作霖，奔赴小金川进行实地测量，设计火炮，很快制造出当时在国内较先进的火炮——冲天炮，一阵狂轰，力助金川战事。

清军借助炮火的轰击和“特种兵”的偷袭，花费九个月时间，进行大小三十场血腥战斗，才推进二十多里。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记载：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兵为小金川士兵所败，再次损失惨重，遗骸累累，乌鸦啄食，惨不忍睹，滔滔大渡河赤色一片。

乾隆帝大怒，又传旨杀了阿尔泰，以尚书桂林代任总督一职，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再次猛攻小金川。但还是没占到便宜。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温福所率清军接连溃败，战死沙场，军粮被劫。乾隆帝在热河闻报后，“急调健锐、火器营二千，吉林索伦兵二千”星夜增援，授阿桂为定西将军，并严令剿灭叛乱。

这样来来往往打了十多战，最终平定了小金川。时间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

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在血色硝烟中黯然落幕，大渡河水才渐渐恢复成青绿色。

金川之役后沧桑茶马古道获“新生”

大小金川之役，从1747年夏到1776年初，前后折腾28年之久，清军损亡过万，仅当时在四川的总兵力就消耗近三分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乾隆的失策。

那天在金川采访时，对此历史事件素有研究的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及徐说：乾隆失策之一，是他过于依赖“以番治番”，殊不知，以番治番只有利用大土司治小土司才有效，如果“治”不了，就非得朝廷迅速出兵不可。失策之二，是他经常临阵换将，造成军心涣散，也导致战争的时间大大延长。

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覃影根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介绍：清军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历来分五道进兵：“一由灌县至懋功为东路，一由打箭炉至章谷为南路，一由杂谷至抚边为西路，一由绰斯甲布至绥靖为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为中路。”覃影据《全川营汛增兵图》贴签统计，开战之初，四川实兵总计为27838名。

金川，自古以来处在“藏彝走廊”的重要位置。提出“藏彝走廊”这一理论的是费孝通先生。

此次茶马古道考察队副领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保亚，向我简要介绍了他恩师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的观点：费孝通生前提出了一个历史-民族的区域概念，实际上也是个民族流动和融合的概念。他认为，在包含金川、丹巴等地的这条走廊上，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的群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若干少数民族，至今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基层语言，并积淀着许多至今仍起作用的历史文化遗存。

“通过对当地西南官话和历史遗存的考察我们发现，哪怕经历了残酷战火的洗礼，茶马古道商贸文化的生命力仍然强悍。”陈保亚说。

《金川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大战之后，由于乾隆中央集权的威慑力，一度在炮火中受阻的川藏茶马古道再获“新生”，这主要体现在：自明代推行的金牌信符制度、互市监制度以及对茶马古道的修缮等，均有一定加强。金川战役后，朝廷还首次在康藏高原实行“贡马折银”新制，规定每匹马折银八两，每户征银八分，对茶叶改征“茶封税”。另外，金川境内的勒乌围、噶拉依等地的茶马古道，也在新土司的手中得到加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茶马古道的畅通无阻和茶马互市的持久兴旺。

历史的河流，在拐过一道急弯后又大浪淘沙奔涌前行。是的，当硝烟散去，化剑为犁，山清水秀的金川河谷又露出蓝天白云。人们熟悉的嗒嗒马蹄声、叮当骡马铃声、骡帮声又此起彼伏，回荡在大渡河畔的崇山峻岭中。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贵平（除资料图片外均由李贵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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