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堂五凤溪：灵山秀水孕哲人

□ 蒋大海/文 黄金国/图

沱江上游的五凤溪古镇

五凤溪位于成都市金堂县西南，山清水秀，周围五座山岗，郁郁葱葱，翘首企天，天然雕琢，酷似展翅冲霄之凤，故得名“五凤溪”。宋代五凤溪即置为柏茂镇，清康熙时官设为场；古镇街区左倚龙泉山脉，右侧柳溪河穿镇而过，交汇于沱江。镇中以金凤、玉凤、青凤、白凤、小凤命名五条主要街道，布局别致。

五凤溪旧时是成都联通重庆的重要商道，汉唐时已为沱江上游重要水码头，有渣湖渡、鸣阳渡、金牛渡、罗坎渡四个渡口，高峰时期每天有100多艘船往返川西和重庆，川西的粮食、手工业品与重庆、宜宾、泸州的食盐、水果及洋货运向对方。当时有谚云：“五凤溪一张帆，要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要装成都半城糖。”

五凤溪镇文化多元，兼容并蓄。自设镇以来，五凤溪有来自两广、两湖及陕西、江西等地大量移民，他们与原住民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人文。这些移民兴建了关圣宫、南华宫等诸多会馆。

时世数变，古镇因地理原因独偏安于山水间，安享宁静与闲适。其独特的移民文化、宗教文化、码头文化和儒家哲学在五凤溪交融贯通，积累成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沃土，孕育和诞生了众多英才俊彦，尤以被誉为“东方黑格尔之父”的哲学家贺麟最具代表性，他是从这山水间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

故居陈列室内的家族照片

贺麟故居鸟瞰

川西古镇：中国哲学村与贺麟

五凤镇杨柳沟村地处沱江上游和龙泉山脉中段东麓，村内现存古院落、古寺庙、古桥、古堰多处，尤其以始建于清乾隆时期的贺家老院子及古书院保存完好，历史底蕴深厚，传统伦理观念符号随处可见。2013年被命名为国家传统村落，2014年3月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贺麟（1902-1992）先生上世纪初就出生在贺家老院子。

五凤溪镇声名再次鹊起，固然是因为它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不可能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揭去这层历史尘埃的机缘，却是这方土地养育出的哲学巨子贺麟故居的恢复。2017年11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士王伟光先生到贺麟故居考察后，应邀欣然为故居所在的杨柳沟村题写“中国哲学村”一事，犹如惊蛰春雷，将贺麟这位已故哲学大师的声名和事迹重新在其家乡在全国哲学界传播开来。贺麟先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新心学”的创建者，并是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可谓“誉满华夏，功起人文”（韩邦彦语）。学界、哲学界对其“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李学勤语）。

走近杨柳沟村口，远远就看见一处空旷地带上竖立着写有“中国哲学村”五个白色耀眼大字的标牌，旁边竹树葱笼的山坡上坐落着贺麟故居，山峦脚下，一湾溪水蜿蜒而过。沿着凹凸不平的石阶梯拾级而上，步步登高，走到贺麟故居大朝门。门楣上是著名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张幼矩先生题匾篆书“心园”。门楣上刻有两朵花，均为荷花，取家庭和谐、邻里和睦之意。门楣两旁书写着一副楹联：

九龙腾耀麟学中西汇源

五凤和鸣贺氏诗书传家

故居建筑是中式传统院落，一阶一匾一联一室均有寓意，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要义融铸其中，隐藏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潜移默化，陶冶着阖族之人。步入故居，看匾品联，登堂入室，不觉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氤氲气氛中，受益匪浅。

故居里有两块匾，特别老旧，匾面油漆斑驳，字体模糊，但尚能辨别。这两块匾，专门陈列在玻柜里，足见其珍贵，据说两匾均系贺家祖上于清嘉庆十八年（1814年）九月制作，由贺氏先人从福建迁川时带来的。一块是状如兰叶的芝兰匾，上刻“芝兰室内有余香”七字，取孔子入芝兰之室典故，教育后代子孙要做人间芝兰。另一块是扇形的“锄经”匾，“锄”者农耕也；“经”者，四书五经，读书也，寓意家之本，在于“耕读”，这是千百年来儒家倡导和遵行的安家立业之根本。

这两块匾与贺家主院堂屋门楣上悬挂的烫金大字“诗书传家”匾，以及贺氏家训相互辉映，佐证着贺氏家族是有着百年深厚积淀的耕读世家。贺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家训主要有四条，即爱国家、倡简朴、勤职业、重教育。故居中浓浓的儒家文化氛围和长辈言传身教的祖训家规，对贺麟的熏染是不言而喻的。

贺麟8岁入私塾读书，不久到镇上读小学。13岁小学毕业后，遵父命仍留小学进修，那时他就暗暗立下心愿，“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书籍为贺麟打开了一扇超越时空的窗口。1919年秋，贺麟考入住家邻近的淮口中学，主学宋明理学。从1909年至1919年，贺麟一直在家乡念书。

故居内保存着他的书斋“蕴香斋”，大约取“室蕴书香”之意。书斋内，只有一椅一书案，两侧靠墙有一排书橱、一排博古架。书斋外是开阔的天井，左为路道，长有一棵百年香樟树，树干粗壮笔直，树冠硕大，像一把绿色的巨伞，遮蔽着庭院，昼夜香气馥郁，沁人心脾。右边有一口巨大的石质太平缸，储满清水，平时清可鉴月，急时可灭火灾。

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贺麟从私塾、小学、中学读书归家之后，空余时间便在“蕴香斋”这样安静、馨香的环境中，在书山中跋涉，勤学苦研，消化所学知识，汲取新鲜营养，寒暑不易。其父私下观察，心中甚慰。当然贺麟读书并不仅限于私塾学校、书房斗室，其同时受着家族和乡土历史、文化、环境的熏陶影响，也是可以确定的。这对于他熟悉和研究中国社会——通过对乡土这一社会基层细胞的剖析、研究，当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产生极大助益。或者说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熟悉，当是从解剖和研究家庭、家族这个社会细胞和乡土这个范本开始并完成的，这也为他以后的哲学研究提供了社会现实的基层记忆。

在家乡的十余年寒窗苦读，为贺麟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进一步打下了良好基础，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在清华读书期间，贺麟在思想上受到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人的影响，学业进步很大。此时，他已将深厚的国学基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国内新学的精粹融为一体，这使他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见识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国内优秀的学者。

中西贯通：远涉重洋，终成大师

多年的求学生涯使贺麟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于清华大学毕业当年，便决定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1926年8月，贺麟乘坐一艘美国客轮离开祖国，踏上了求学之路。在美国，贺麟先后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古典哲学。听过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873-1970）的学术演讲，并有幸面对面地同哲学家怀特海教授交谈中国哲学问题。1929年，贺麟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学无止境。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贺麟谢绝了乌尔夫教授要他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于1930年夏离开美国，赴黑格尔的母国——德国，到著名的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他期待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有所升华。在柏林大学，贺麟选修了迈尔教授的“哲学史”、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研读了有关黑格尔生平及其学说的德文论著。其中著名哲学家哈特曼对贺麟的影响最大，他使贺麟认识到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这年8月，贺麟完成了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在这篇论文中，贺麟试图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以推动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他开始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标志，在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31年8月，刚到而立之年的贺麟，结束了五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带着丰硕的成果自柏林出发，经欧亚铁路回到祖国。

历经旅途颠簸，贺麟同他在清华上学时的老师吴宓教授一道，于1931年8月28日抵达北京。9月，由数学家杨武之教授推荐，贺麟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次年，即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年仅31岁；四年后，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北大，贺麟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同时，贺麟受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邀请，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两门课程。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情理交融，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

高山仰止：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学问。哲学虽然高度抽象，但哲学的研究必须联系现实、了解现实，从现实出发，并指导和服务现实。贺麟深知这一道理，作为儒家文化的信徒，他具有古时士大夫“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因此，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同时，也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呐喊。

“九·一八”事变后，贺麟接受《大公报·文学副刊》的邀请，作长篇论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分七期连载于《大公报》，宣传爱国主义，鼓舞抗战士气。1932年，贺麟回国后首次讲演，即是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代表许宝骙的邀请，作题为《论意志自由》的演讲，表达出对军阀政府的抗争。

贺麟也积极参加哲学界的学术及社会活动。他于1935年4月，在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时，即当选为理事兼秘书，担负起了大量的日常工作。1937年7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贺麟随北大文学院迁至离昆明300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汤用彤（系主任）、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家共事。

抗战期间，他于1938年5月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1938年6月，发表《知行合一新论》，这是贺麟知行观的代表作，作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之一，出版单行本；1940年5月1日，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提出了“新心学”的基本思想；1941年8月1日，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是贺麟对儒家思想发展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成果，是代表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1942年，贺麟的第一本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收论文15篇）出版，这是反映他“新心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1944年，发表重要论文《宋儒的新评价》。因而有人评价：“从1931年回国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而“八年抗战，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思想最为活跃，因而也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

当时代的车轮进入1946年这个中国光明与黑暗决战阶段的关键年头时，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暗杀。这一事件，进一步促进了贺麟思想的进步。1946年10月，贺麟随北大返回北平后不久，即担任北京大学训导长。在此期间，他从未迎合上司干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多次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没有开除进步学生。一些特务学生开来的黑名单，他也一律扣下不报。他还多次出面保释被捕的学生，樊弘等思想进步的教授也都因得到贺麟的掩护才躲过追捕。1948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举行50周年校庆，学生特送锦旗给贺麟，上绣“我们的保姆”，以表示对他的感谢与爱戴。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的帮助下，贺麟作出了明确的抉择。在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三次派飞机到北平接请贺麟，均被他拒绝，表示不再同国民党政府往来。

贺麟对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满怀热望。他以翻译完成黑格尔的《小逻辑》一书，“作为对新中国的诞生的献礼”。这部《小逻辑》，他从1941年春起即开始翻译，“但因外务纷扰，工作不集中”，直至北平解放时止，仅译了全书的一半，他加快进度，赶在1949年国庆时将全书译完，献给新中国。这本书的问世，也成为“新中国黑格尔研究一代宗师的一个永远光芒的标志。”

1950年底，贺麟随北京大学土改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土改工作一个月，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相隔三个多月后，贺麟就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并批判了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其哲学信仰开始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贺麟追求真理、信服真理的胸襟。自此以后，贺麟积极参加上世纪50年代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先后写出《两点批判，一点反省》等文章，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现了贺麟深刻剖析、批判自己，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的思想观点的勇气。党和国家对贺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进步是充分肯定的。贺麟于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其后又连续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82年，已届耄耋之年的贺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历经坎坷的哲学家“终于找到了光明的归宿”。1992年9月22日至24日，为纪念贺麟诞辰90周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民盟中央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行“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与会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就贺麟的哲学体系、学术贡献、治学方法、品格风范、人生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期间，一代哲学宗师贺麟于9月23日上午8时半，溘然逝世于北京医院。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回望贺麟故居，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贺麟是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大师，早期也信仰唯心主义，中后期转为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有了根本转变。贺麟能在哲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绩，成为一代宗师，无疑给予后来者诸多启示和教益。从贺麟先生的毕生足迹中，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方丰厚美丽的土地还会产生出贺麟这样的人杰和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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