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琼 成都
厕所,如同人类的便便,是人一直想远离,但总也避不开的事物,难免一再成为话题。最近在南京,市民抱怨去六合区民政大楼办事“如厕难”,不仅洗手间全部上锁,更夸张的是,一楼竟然使用了高科技的密码锁。人情上说,人有三急,事理上讲,事关民生,民政大楼作为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之一的公共部门、办事机构,为何会因一个厕所问题,伤了官民和气?
在公厕资源有限和既有设施利用最大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临街单位、公共建筑及商业设施的内部厕所,已经由过去的封闭走向如今的开放。至今在许多城市,机关、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南京民政大楼为何“倒行逆施”?原来,该大楼内的厕所过去一直对外开放,但“旁边几个单位、服装厂,以及一些商户的工作人员都到这里方便,导致办公区内厕所使用频率非常高,卫生状况很差”,加锁只是无奈之举。
把厕所当保险柜一样锁起来,小气是一定的,说大了是中国厕所文明的一种倒退。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在中国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加锁的厕所现在看来是怪象,事实上,它曾经广布于各种单位大楼里。过去中国城市的公共厕所概念局限于“收费厕所”,尽管收费广遭诟病,但有收费公厕总比没有厕所好。中国人的经验是,收费公厕总是少而难找,那些有围墙的单位,厕所倒是标准配置而且免费,找不到公厕,就找附近的国家单位。时间长了,一些不耐烦的办公楼也生出应对之计,就是给厕所加锁,甚至专人看守。
围绕机关、单位厕所的进攻与防卫僵持多年,终于,在各界吁求和政府推动之下,城市临街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的风气渐开,包括政府机关、公共机构甚至经营场所,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其中。由此,各种内急而如厕难的笑话或者说悲剧也减少了许多。
哪想到时至今日,加锁的厕所竟然阴魂不散,更出现在本身就面向公众服务、具有窗口功能的政府办事机构里,实在显得“不文明”,但背后的“不文明”根源更值得深究:一是公厕资源仍然不足,二是公众如厕行为仍然失范。
中国的万人拥有公厕量据说居世界之末,不仅量少,而且不均,一方面有大手笔的五星级公厕,当然它们只存在于城市繁华街道等“门面”地带,另一方面公厕在城市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少、脏、臭的地标。尽管按国家标准,500-800米路段应有公厕,但规划与建设的缺陷,令标准长期停留于纸上。而南京民政大楼以一己之力,力挡千军,自然不堪重负。
一直说,衡量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公共厕所的便利度与清洁度。人们的便溺行为是否自律,政府对待民众的“方便”之事是否体贴,又是城市公厕清洁度的保障。公厕建设不足导致资源稀缺是不文明,使用者不爱护公厕环境是不文明,不堪其烦一锁了之也是不文明。本来,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总算是很大进步,可惜个体的文明难能独行,“开放”的文明最终敌不过粗鄙,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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