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巴金：“老派文人”的友情 不会跟着利益走

纸鸢书院

纸鸢书院，是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都市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市级各媒体、在蓉高校等具体协办，以高校为主要阵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大学生梦想之间搭建起的一座以公益交流为目的、助力高校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综合性文化互动平台。

读书会是纸鸢书院一项常态的互动类文化访谈活动，每月在不同高校举办1-2期，每期邀请国内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亲临现场，与高校学生进行文化分享、互动交流。

人物

周立民

周立民，1973年出生于辽宁庄河。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作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有多部关于巴金研究的著作。他与巴金的缘分，可以说是一种命中注定，因为在中学时代，他偶然接触到巴金的作品并深深着迷，随后开始给巴金写信。

偶然的一个机会，周立民从电视上看到《巴金六十年文选》的介绍，便开始四处求购，后来还大胆地给巴金写信和寄贺卡。“颇为戏剧化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20多年过去，我在巴金故居里，居然找到了这些信和贺卡。”想当年，周立民给巴金写信时，只觉得这个老作家是个很好的人，说话很平和，没有架子。在往后的日子里，周立民的阅读有了主线，“基本围绕巴金和他朋友的作品去读。 ”

2002年，周立民考取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正是著名作家陈思和教授，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从此，周立民离开大连去了上海。但周立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他会在巴金的家里办公。

今年11月25日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巴老，昨日下午，受纸鸢书院读书会邀请，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先生，在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以“岁月已旧人未老———漫谈巴金和他的朋友们”为题，给大学生们做了一场演讲。

整场演讲以“老派”“才情”“友情”三方面展开：通过为人处世的细节，谈以巴金为代表的老派人物的故事和待人的态度，从中追寻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品质；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才华中，看出他们思维活跃和不竭的创造力；从朋友间的交往，看经过时间检验的友情是什么样子，真正的友情和酒肉朋友的区别，从而感受到他们的人格和精神风范。

“纪念巴老最好方式，是读他的书”

昨日下午，演讲会正式开始前，有两个出人意料的安排。在主持人的召集下，全场先是进行了一分钟的默哀，表达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哀悼之情。

默哀结束后，主持人播放了一段视频，原来是巴金的侄子李致，因身体不适，无法前来与师生们见面。老人回忆了与巴老的一些交往细节，面对全场观众，老人寄语众人：纪念巴老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年轻读者应该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家》和《随想录》。

“其实我们下午谈的内容，也跟刚刚的默哀有关，都是谈的历史。”视频结束，一身便装的周立民先生缓步上前，向全场鞠躬。周先生戴一副眼镜，笑容诚恳，看上去就像是校园里走过的任何一位师长。

上午，他曾去探望李致。“老人家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周立民说起一个细节，随行的人带去一些书籍，希望李致能盖章，但被老先生婉拒了，“他说这些书不是我送出来的，这章不能盖。”

这立刻让周立民想起了巴金以及他那代“老派文人”的风格。以前曾有人拿一摞巴金的集子，让巴老签字，但也被拒绝了，原因是巴老认为，这些书并不是自己编的，不能把这功劳，算在自己头上。

老派人的风格 一种春风化雨的力量

“老派”二字，在周先生此后的演讲中反复出现。他谈的是一些跟巴老同时代的大家，如董桥、钱钟书、俞平伯、黄永玉、章培恒……都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又分外感人和温馨。

他讲董桥初到香港，困顿无助，一名老先生送他一本小诗，嘱咐他：“诗写得清爽，念起来舒服。苦闷的时候读读诗词，日子会变得漂亮些”。20多年后，老先生丧偶，万念灰濛，董桥把诗册回赠，“握着他冰冷的手，一句话没说。申先生看看我，看看那本破旧的小册子，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踽踽走进晨曦里的小巷。”

“这就是老派人的风格，他们教导你，用的是一种春风化雨的力量，而不是大张旗鼓的训导。”周立民又谈到老派人对老师的尊敬，如钱钟书曾带一朋友去见俞平伯，见面后，钱钟书朝他深深地鞠一个躬，说：“老师！”俞先生邀他也进家里坐坐，但钱钟书说不要打扰，转身便回。使得周立民无比感慨，“这种讲究如此旧式尊师的礼节已经很难见。”

周立民讲这些大师级人物的才情、作品，也讲他们的为人和真诚，还谈到友情，比如巴老和沈从文、李健吾、冰心。“巴老和沈从文文学观念完全不同，却是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巴老和冰心的情谊，如果用文字表达，就是巴金说的：有你在，灯亮着。”最难能可贵的是，巴老在“文革”时受难，这些朋友却从不曾远离。大家始终有很多共同的志趣，对真善美的追求。

“那代人对友情的理解不一样，很纯粹，不会跟着利益走。”周立民感慨万分，台下同学默默点头。“这种友谊现在似乎很难找了。咱俩有什么交易就是哥们，交易结束，就成路人。而这些老派文人，经历了起伏和坎坷，还是一辈子的朋友。”

书不能功利地读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你讲的这些书、这些人，都过去那么久了，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吗？”会上，周先生也提到，曾有人这样问他，认为巴老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是不是只能放在博物馆里当标本。

有这样疑问的人，台下也有。生物专业大二学生蒋凡，听了大半场，心里始终有个疑问。他和成都商报记者交流，听了半天，感觉讲的这些人和书籍，跟现实生活有些差距，也没有多少实用的东西，“没多大用处。”

周先生说，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我们认识这些老人，或者读他们的书，可能不会像做总结一样，我能从书上得出三条启示、五条哲理，得出了就可以拿去考试，“如果是这样读书，那书就白读了，是一种很功利性的读书。”

周先生说，真正的读书，是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人生风景、跟前辈对话，让他们走到我们心里。”

教育技术专业大二学生王兴，被周先生这句话深深打动。他在学校办了本杂志，跟自己的专业无关。总有同学问他，能不能通过杂志赚钱，他说不能，“不能你还办什么杂志？”对同学的反问，他发现自己已经从周老师的讲座中找到答案，办杂志并不能使自己的专业长进多少，却能让自己接触到更多的书籍、更多的知识，这是人生经历的另一种丰富。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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