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用过的手机

文/匡匡

昨天我换了部新手机，不贵，1999元。选了个香槟色，又加了300。

就着手机店里的wifi，我把旧手机的软件在新手机里又下了一次，像搬了家，换了一套同款的新家具，花了快一个小时。

我记得十年前手机还没这么复杂，基本遵循了设计的初衷：打电话和发短信。没有双核、四核和八核，便宜和昂贵的区别，一是看屏幕颜色，黑白或蓝屏，二是铃声，四和弦或八和弦。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翻盖机，指甲盖大的屏幕能显示十来个汉字，看一条短信要翻四五页。短信一毛钱一条，跨网一毛五，发三四条能抵食堂的一个黄馒头。所以每条我都尽量发够七十个字，不说废话，像交代遗言一样字斟句酌，尽量在一毛钱内，把该交代的事都交代了。

没有微博和朋友圈的年代，晒不了车，晒不了表，一条短信只回一个“哦”字、一句话拆成三条发，是最主要的炫富方式。

那时的手机大多拍不了照，存不了视频，所以不算一件很隐私的东西。我在成都实习时，去天府广场办事，老师怕我走丢，就把她的手机给我。不像现在，手机是跟内裤一样私密的物件，不小心搞丢了，就有可能一夜成为网络红人。

那部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我记不起是谁送的了。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星期，就和我匆匆说了永别。接着我买了第二部手机。西门子的平板机，彩屏，能拍照，屏幕大约有四个大拇指甲盖那么大，见到它的人，都会赞叹一句，真大！并且无一例外要尝试一下它的拍照功能。

惊叹于超大屏幕和拍照的神奇功能，我的室友，不愿透露姓名的化名先生，也买了一部一样的手机。有一次陈化名回寝室，老冯拿过他的手机在摆弄，无意点开一段自拍视频，传出一个女声，我刚凑过去瞄了一眼，化名噌地腾起身来，一把抓过手机，红着脸，手忙脚乱地关了。

很快，所有的手机都普及了拍照功能，同时，也增加了密码保护。几年前，我跟前任老板混饭，多的时候，他有三四部手机，用六位数字密码。老板习惯一边接电话一边往外走，声音越说越低，人越走越远，电话打久了，经常连自己走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那时我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也没心思去揣摩一个中年男人需要用密码保护的脆弱世界。2003年，冯小刚拍了一部叫《手机》的电影，主角是电视台主持人严守一和大学教授费墨，他们是最早一批拍照手机的受害者，记得结局都不太好，因为手机妻离子散。过了几年我才看到这部电影，也想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一个中年男人来说，事业成功，家庭稳固的基石，其实不是一个可靠的女人，而是一个可靠的手机密码。

但我还是从不给手机设密码，主要还是嫌麻烦，麻烦的事我都不干。

谈女朋友后，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收到工资到账短信要及时删掉；二是给有联系的女同事、同学、朋友都改一个中性的名字。后遗症是现在偶尔接到“王顾左”、“李言他”的电话时，半天跟真人对不上号。

时间回到2004年左右，在大学一节无聊的课上，我见到徐湘东的手机，像变魔术一样打开了一张网页，在他花了半节课给我讲解什么是GPRS后，我很快掌握了这一门神奇的技术，并且把它运用到下载小电影上。

徐湘东说，我们用的是移动网络，所以下载速度的快慢，可能取决于我们移动的快慢，他发现在返校的火车上，下载速度就会更快一些。他想到了一个提高网速的伟大发明，在没有火车的情况下，把手机系在长绳的一端，一边下载一边匀速抡圈，这个灵感源自古代兵器流星锤。

不过因为担心误伤旁人，和把手机抡出去的风险，这个发明最终没有进行实践。

当时的手机网游，是简单的几张像素画，其余全是文字描述，“你向右走了十步”“向左走了五步”“怪物受到了5点伤害”“你获得了屠龙宝刀”，依赖对文字的想象，携神器，骑大雕，拖家带口，行走在苍茫江湖。

那时我还想象不到，十年之后，这些小电影和文字游戏，会进化成叫“移动互联网”的怪胎，并衍生出无数的新玩法。没了5KB，10KB一点一点往前挪的进度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快速转动的圆圈，只不过等待转圈的过程，再没了当年的那种期待。

中年男人也很少再用六位密码保护他们的小秘密，现在流行九宫格解锁，九个点，可以绘制出389112种不重复的解锁图形，代表着花花世界丰富的可能性。

在离开手机店前，我最后一次认真检查了旧手机里的软件、老照片，翻了翻微信的聊天记录，在耗尽最后30%的电量后，它将进入无限期的休眠。

说不定哪天，它还有醒来的机会。不过，时光匆匆，怕是没有多余的时间，让我们旧梦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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