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称,宁夏“1·05”贺兰公交车纵火案事故已造成17人遇难,33名伤者中6人伤情较重,嫌疑人马永平已被批捕。
这起极端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近年发生的成都“8·25”公交持刀行凶案、河南安阳“8·19”公交杀人案以及厦门“7·18”公交纵火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把暴戾之气出在了与之无关的公众身上。
在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机制尚未完全确立,部分人有或多或少的挫败感,这很正常。每个人“排压”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奋发图强以求改变现状,有的随遇而安追求知足常乐,有的忍辱负重只求现世安稳,有的怒发冲冠奋起反抗。反抗也有多种形式,但唯独以反社会的方式——把个人灾难演变成公众灾难——最没有人道,最令人可恨。我们可以同情其多舛的命运和悲惨的处境,但这种赤裸裸挑战人类底线的恶行没有任何理由同情。
透过对这些极端事件制造者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极端事件制造者,多是无稳定职业、无稳定收入、无组织依靠的“三无”人员,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底层群体的缩影。宁夏贺兰“1·05”事件中的嫌疑人马永平因承建贺兰县洪广镇移民安置区工程,与分包商发生债务纠纷,产生不满,采取极端行为对社会进行报复。四川成都“8·25”事件嫌犯因患病欠巨债而向素不相识的乘客和路人施暴,河南安阳“8·19”事件嫌犯则因纠纷伤人逃跑后再伤及无辜,厦门“7·18”事件嫌犯因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他们遇到挫折、苦痛无处与人诉说,当挫折、苦痛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暴戾、绝望心态由此产生,从而引发社会问题。
如何最大化地减少类似极端事件的发生,减少伤及无辜的暴戾之气?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是一个有效途径。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一种名为“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机制曾因抚平万千灾区人的心灵创伤,而为人们所熟悉。这一经验同样可以扩大到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特殊群体。这需要从制度上将日常心理救助,纳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建立社会心理救助保障制度。在具体实施上,一是注重监测预防,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关心帮助处于社会底层的困难家庭和个人,时常发现一些反社会动向;二是注重排解疏导,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发现自身价值,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尽量减轻他们与社会的病态冲突,尽可能掐断极端事件发生的苗头。如果既建立了日常心理救助制度作保障,同时又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进行日常跟踪救助,就可以极大地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减少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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