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孙眼里那二三字却是我梦中牵挂人

清明时节，又是一大家人相聚之时，扶老携幼，踏青扫墓。

每个人多少有这样的记忆，小的时候大人指着石碑上的名字说，这是某某祖祖，你给他磕个头吧。拜虽是拜了，但对这个祖祖，最多只是知道了名字里那二三个字。

等自己大了、老了，想念逝去的亲人，带上儿孙，当年的话换成自己来说了，心里不由一紧——这些石碑上的名字，这些你依然会在梦里想念、牵挂的人，不应该在儿孙眼里，只是二三字。

清明时节，不应该只是磕头、上香、烧纸钱，应该给后一辈人讲前一辈人的故事；应该询问健在的老人，石碑上名字背后的往事。

相聚缅怀 却不清楚他的故事

讲述人 刘以明（60岁）

“年轻时，总是看着前面，总是想明天的事情，以为过去的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突然想知道他们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我的七叔刘国鋕，是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之一。七叔在重庆时住我外公何北衡的公馆，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我父亲曾从香港赶到重庆，和外公一道设法通过上层关系营救，但最终七叔还是被敌人杀害了。

我父亲参与了营救，但让我后悔的是，他在世的时候，我却从没想过问他当年的营救经过。而对于我的外公何北衡，遗憾也是很多。我是在外公身边长大的，他去世时我16岁。但在很长时间里，我只知道他曾做过四川的建设厅厅长。

今年恰是外公120周年诞辰，去年我与散在世界各地的亲戚相约，今年秋天大家族要团聚一次，共同缅怀外公。可是，要做画册才发现，我们这些外公的第三代，都不清楚他的故事，而上一辈，多数已去世，健在的又记忆模糊。所以我来牵头，想方设法寻找、整理外公的档案、资料。包括这一次，我在四川省档案馆，第一次看到张澜给邓小平写推荐信和他亲笔抄写的外公提出的《兴办四川水电建设意见》。

外公早年在北京大学学法律，后来投入精力最多的却是四川的建设，尤其是水利方面。他在当时揽聚了黄万里、李镇南等精英，培养相当多的水利人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建成以农田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20余处，完成盆地重要河流骨干水文站的设置。外公主导的一系列水利建设，使得作为当时的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有更多输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

外公对四川的感情很深，当年连升官到南京国民政府工作的机会都拒绝，“我干得正起劲，哪里舍得丢了就走？”外婆说他是屁股上长了钉子，坐不住，整日在外面忙。外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把钱看得也很淡，以至于我们家族的人，到现在都没有几个做生意的。

在旧社会，不贪钱，不抽鸦片，不娶姨太太，外公应该算当时的少数派了，我想他是一个希望通过实干来改变家乡面貌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当了水利部参事，依然关注四川的水利建设，张澜的信发出后，后来出台的“全川水利工作计划”，就参考了外公的建议。外公爱帮人，他也有上层的人脉，舍得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别人。但他的关系从不用在自家人身上，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四舅，到北京住了十多年都没有工作，长期失业，他也不去走走关系，最后舅舅没办法，申请去投奔他定居巴西的三姐。可在另一方面，他又是极重视家庭的人，在家里吃晚饭，规矩是一定要等人齐了才动筷子，哪怕这个人辈分最小，也要等。

外公好多的故事，都是我在这次梳理、寻找中发现的，我对他的了解也慢慢加深。可以说，这一年对外公的了解，超过了过去几十年。我慢慢理解了他的家国情怀。这一次梳理，对我的儿子的影响更大，他佩服这个未曾谋面的外曾祖父，常常问我寻访的进展情况，他还说，“我们这个家族的人，现在都是平平凡凡的，我要像外曾祖那样努力做事，让我们家族以后继续有值得可以写的地方。”

那些小事 外婆嘴里反复念叨

“所谓历史，不就是过去的生活嘛！过去的生活，不正是由无数渺小的人，无数琐屑的现在组成的吗？

我的外婆是一个讲究人，今年快80岁了，依然仪态端庄，出门前还要去做头发，擦皮鞋。很多的习惯都来自她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我是在听外婆给我讲家里故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小时候喊的那个外曾祖并不是她的生父，所以我特别请她讲这位我从未谋面的外曾祖父的故事，以下是她的口述：

在我很小的时候，长辈就爱给我摆家里的故事。我的家在几间草房和瓦房围着的院子里，里面住着爸爸、妈妈和我，是的，他们就只有我一个娃娃。

我是1937年出生的，我的爸爸付仁宇，在我印象中，他总是穿白色立领长衫，外面套一件黑马褂，不胖不瘦，不高不矮。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他的形象在我脑中，就是一团白乎乎的影子。

我的爸爸呀，虽然没有读很多书，但天生聪明，在私塾当过教书先生，上成都做过生意，他见多识广，为人实在，他喜欢讲道理，嘴巴很会说。

那时候，村里发生纠纷，或是遇到解决不下的事，不会去打官司，而找到他们信任的人主持公道，我的父亲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记得同村一位男丁，家里媳妇和母亲不合，夹在中间很烦恼，于是上门求助。我爸爸告诉他，如果婆媳再闹，就偷偷对媳妇说：“确实是我母亲的不对，她年纪大了老糊涂，我决定要带你搬到外面去住。但我们抛弃老人会受到外面人的指责，为了避免旁人说三道四，需要委屈你，暂时忍耐两个月。这两个月内，你要任劳任怨尽心侍奉，让外人都夸赞你孝顺，说母亲不好，最后我们两人再一起搬出去，我们就可以过好的生活。”

男丁半信半疑回家了。几个月后，他登门感谢，原来他回家后照着原话给媳妇说了。媳妇欣然同意，对于矛盾都忍气吞声，以德报怨。结果婆婆受到感化，也开始对媳妇越来越好。没多久，媳妇竟主动提出不想搬出去了。

可惜的是，爸爸因为急性肠胃炎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我才几岁，所以以上很多故事都是听我的外婆说的。

小的时候，周围的人对我都很热情，在路上，补锅匠遇到我，要给我买麻花；山上的道士常喊我去他家吃饭；教书先生爱掰柚子给我吃；很多村里人给我们送大米、甘蔗等。因为我爸爸的为人，所以他去世后，周围的人都把感激都放在我身上。

给孩子讲 家里功劳她有多大

讲述人 何薇（50岁）

“这不是两三个字，而是一个有温度的存在，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是现在的自己。

外婆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有时会梦到，但大多时候梦醒就忘了。我常常想念外婆，可又担心，可对我的下一辈，这个叫冷守和的人，是墓碑上三个字，只不过他们要喊一声“祖祖”而已。所以我想给孩子们讲一讲她的故事，告诉孩子们这个人对我们家有多么重要。

外婆出生在山东青岛的一个清贫家庭中，小的时候因做富家千金的伴读而有了学习的机会，后来还跟着富家千金到北京大学做了几年陪读生。富家千金成天忙于打扮交际，外婆当陪读，倒是很认真。外婆骄傲地说，她还听过鲁迅讲课。

后来，外婆回山东在崂山一个小学校当老师，直到嫁给我外公。外公是当时是税务局的小职员，山东被日军侵占后，外婆到外公的老家湖北安家。随后武汉沦陷，又拖家带口逃难到当时的四川万县。外婆一生育有儿女九个，有一个女儿夭折，外公去世得早，养育八个儿女全靠外婆。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这八个孩子，大儿子徐时辅，在张爱萍麾下，为中国的海军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他的孩子，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工程师……可以说在各自领域都是能手。

妈妈回忆说，当时家里虽然穷，但为了让孩子们都能上学，外婆在家里定了规矩，大的孩子必须要拿到学校的奖学金，让更小的孩子也有机会读书。那时的晚上，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中间点着煤油灯，孩子做作业，外婆坐在一旁做针线活。为了省钱，只要孩子们做完作业，就不再用灯，她练就了一个摸黑打毛线的绝活。

那段日子很艰难，妈妈说，外婆不到40岁头发就全白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婆在万县人民路中学任教，在校长职位上退休，这时孩子们也陆续长大，开始成家立业，外婆开心的时候也多了。

因为外婆的影响，我们家依然保持着一些习惯，比如，要等一家人都上桌了才可以动筷子；夹菜时只允许夹对着自己方向菜盘里的菜，不得用筷在盘里翻动。还有，再好吃的东西，也只吃七、八分饱等等。

外婆是这一大家人的主心骨，凝聚了几十口子人的情，外婆走后，她的儿女们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虽然外婆是高寿，去世时96岁，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一天还是来得太早。

客/从/何/处/来

阿丘：解开了家族的谜团

对家族往事的探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寻访之中，一定有惊喜、有意外、有感慨、有悲怆，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视纪录片《客从何处来》值得一看，有的人找到与父母交流的方式，有的人破解了心中的疑惑。

央视主持人阿丘祖籍广东，在南宁长大，阿丘比较熟悉父亲这边的家族历史。但是阿丘的母亲这边他知道的并不多。上中学时，阿丘从亲戚那儿听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秘密：自己的外婆不是亲外婆，只是母亲的养母，而真正的外公外婆早已在多年前死于马来西亚。据说是因为当了“叛徒”，而被人处死。

多年以后，参加《客从何处来》拍摄时，母亲终于向阿丘讲起了家族谜团，阿丘说，“这次和母亲说的话、谈的事，超过我45年的总和。”

据阿丘的母亲说，当父母被杀的时候，她才五六岁。当时父母带着他们兄妹四人，住在马来西亚橡胶林里，靠割胶、种地为生。1950年8月的一天晚上，5岁的她回家时看到一群手里拿枪的人包围了她家的小屋。他们把她拦在包围圈外，不让她进家，她吓得一直哭。不知过了多久，那些人终于离开。她冲进屋里，桌上煤油灯亮着昏黄的光，饭菜整齐摆好，但父母都不见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叛徒，被谁杀死，她也一无所知。

阿丘和节目组去马来西亚，在档案局、警察局、图书馆搜资料，发现在阿丘外公外婆被杀前后的六个月里，他们生活的彭亨州一份报纸就报道了11起华人遇害事件，这些人的死法和他们遇难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在村子里、在橡胶园里，不明原因地被杀害。其中有9起是游击队所为，有2起是英政府保安队所为。

据历史学者何启才分析，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想争取独立的当地游击队和英国殖民者之间交战不断。大量从事耕种、割胶等工作的底层华人，成了英政府和游击队之间的夹心层。两方都用威胁手段逼华工帮忙，一旦华工帮了其中任何一方，又会被另一方施以惩罚，很多人因此丧生。阿丘的外公外婆应该是在动荡局势中枉死的普通底层工人。

这趟马来西亚之行，还让阿丘第一次见到了姨妈一家人，这也解开了阿丘心头的另一个疑问：为什么当年出事后，外公的四个子女中，他妈妈和两个舅舅都回国了，唯独姨妈一人留在马来西亚？ 答案是：这是因为安排他们回国的亲戚，没有钱把所有孩子都带回国，只好把其中一个卖掉换了路费，那年阿丘的姨妈只有11岁。

四川省档案馆 成都商报社联合出品

本期撰稿 何波 陈谋 合作撰稿 宋弋

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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