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评论员 付克友
这几天,一篇“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刷爆朋友圈。虽然华为回应,从未有计划将总部搬离深圳,但关于高房价的产业挤出效应,却成为热点话题。
高房价本身不是“华为外迁”现象的主要问题。最值得忧虑的,恐怕也不是“华为外迁”,而是华为外迁为什么显得那么重要?
所谓“华为外迁”,不过是将终端制造等产业链,从深圳转移到东莞。当地政府之所以忧虑,说到底是因为华为太重要、对华为太依赖。据报道,今年头两个月,华为产值占深圳龙岗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以上,华为成了当地经济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和压舱石。
问题就来了:只有一个华为,华为一旦离开,就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为什么只有一个华为?为什么没有其他产业支撑?为什么没有另一个“华为”的到来,或者下一个“华为”的诞生?
要知道,高房价本身未必是经济活力的障碍,恰恰可能是经济活力的表现和结果。比如硅谷,占据全美房价排名前两位,但这不影响苹果、谷歌等巨头将总部无一例外选在硅谷。硅谷怕苹果迁走吗?不怕。因为更多的后起之秀在涌现。苹果会迁走吗?不会。因为它在这里最具人才支撑,如鱼得水。
也就是说,这里的高房价是人才汇聚、产业发达、创新创业涌流的结果。深圳的问题是,房价全球领先,但经济活力、产业转型、创新能力恐怕还没有跟上,缺乏后者有效支撑。这才是根本。
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不是无源之水。众所周知,华为的诞生与崛起,有赖于深圳领先一步的改革环境和自由生长的市场机制。而今天深圳龙岗对于华为的严重依赖说明什么呢?说明还躺在以前的领先优势上吃老本。对于华为外迁而产生的惊慌,让当地喊出了“服务华为、马上就办”,是行政色彩重的一种表现,恰恰放弃了最宝贵的某种品质。
按照任正非的说法:“深圳做得好的一点,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华为迁不迁的行为选择,以及更多华为能否诞生,遵循的就是这种市场逻辑,而不是感情捆绑、政策便宜的行政逻辑。相对来说,房价问题恐怕还不是最重要。某种程度上,房价问题本身也是行政逻辑的产物。
当然,下一个华为在哪里,不只是深圳龙岗的问题,而可能是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毕竟,中国也只有一个华为。发人深省的是,作为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面临如此转型难题,更多的城市又当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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