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友高婆婆 ★散文 ■韩玲

今年，农历大年初一，我旧疾复发，双脚连下床都十分吃力，好不容易挨到大年初五，携家带口往成都跑，赶在成都年假后第一天上班时间去医院看病，坐了近十小时的长途车坐下来，感觉脚都伸不直了。

年初七，果真就住院了。

高婆婆是与我同室的病友，她9床我10床，第一天进医院的时候，我被她响亮的鼾声扰得通宵未眠。第二天早上又逢她的一个老病友来看她，把从另一间私立医院里拿过来的免费早餐，煮鸡蛋，馒头之类的小东西作为礼品胡乱的堆放在床头柜上后，两个人旁若无人的大声交流，声音大得像是在吵架。我向老公抱怨，我通宵未眠。高婆婆说，唉呀，是我的鼾声影响到你了吧。我没说话，高婆婆讪讪的转过身。对手术后的各种担心，让我变得敏感易燥。所以，好多时候我都是背对着她，等晚上陪护的家里人都走了以后房间也只剩安静。

术后的后续治疗中，各种敷药和针扎。高婆婆也都在其中，一直是一个人，没有陪护。初九早上，护士说，九床今天两个小针刀手术哈。半小时后高婆婆就回到病房了，一个人在病床旁鼓捣，我忍不住问了句：“手术做了？”她说：“做了做了。”想到小针刀我的痛从脚下一直麻到身体了。“不痛啊？”“不痛”。两个手术自己走上来，高婆婆笑呵呵的去食堂打菜，她的背影从我眼前晃过，身材高大，花白的头发挽成一个鸡蛋大小的髻贴在头皮上，一根红色的围巾像半截将熄的柴火硬邦邦的挺在胸前。她很快就买回了一盒饭，黑不溜秋的米饭扣在黑不溜秋的饭盒上，饭盒上没有菜。我第一次认真的看高婆婆吃饭，只见她小心的把饭拨了一半在另一个饭盒里，然后从医院的储物柜里取出一瓶老干妈，又从一个饭盒里拔出几块白罗卜和一块肉骨头，把那些冷菜在热饭里一拌就吧唧吧即的开吃了，高婆婆一只眼睛有问题，大概也没有注意到我在看她。吃完后她很快把碗洗干净后又把那些东西又放进储物柜。高婆婆说，我就买两块钱的米饭，卖饭的老不高兴了。

高婆婆是他的儿子送进医院的，东西一放下就起身跟母亲告别，我只看到一个背影和他丢下的一句话：“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哈。”然后人就走了，我以为他是出去办事了，结果是一去没回。亏得高婆婆还一口一个幺儿的唤着她四十多岁的儿子。人都住院了能没事儿吗？母亲用生命唤了几十年的幺儿在母亲老了病了的时候却没有时间喊一声母亲。中医自古就有情志致病，情志疗法之说，喜怒忧思恐惊都可以调节不同的疾病，也可以导致不同的疾病，但是大大咧咧的高婆婆似乎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依旧能吃能喝，哈哈响亮。

我是除了生孩子几乎就没有住过院的，所以我一住院一家人都超紧张，各种能给的温暖和爱都表达得很极致。入院第二天弟弟就带了一家人前往，买了很多进口水果还小心的洗净去掉叶子，甚至还专门买了一个装水果的盒子。母亲和两个妹妹每天电话不断，四妹几乎包揽了我在老家的所有事务，小到浇花拖地收快递，大到代礼租房打钱事无巨细一一操办。每有亲人朋友前来探望，高婆婆照例会搭上几句逗乐的话的，而我也总是硬塞给她一些果子。她每回都要推辞好几回，弄得人很累。有一天儿子炖了山里带出的土猪脚，揭开保温桶满屋的肉香按也按不住，高婆婆连连说：“哦唷唷，喷香的。”喷香的，成都话喷香的说起来很好听。我一辈子就买到过一次这样香的骨头，也是熬得满屋生香，现在成都难得买到这样香的肉了。我夹了几块最好的肉给她，这回她没有推却。

我们渐渐熟络了起来。等到晚上老公回家睡以后，我们拉开那道隔了两张病床的蓝色的帘拉家常，高婆婆一段接一段的讲，她年轻时的事、她现在的事、灵异的事，讲得津津有味，间或开怀大笑，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把她与生病住院联系起来，高婆婆把夜色缩得很短，如果不是我睡着的话，估计她能讲到天亮。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三天，有一天她进来就说，韩老师我要出院了，好吓人哦，医院里一天要好几百块钱呢，此时老公为了方便她热饭新买的小电饭锅她只用了一天。社保报销下来自己出不了多少钱吧？我问。“还是要出个千儿八百的。”高婆婆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捋了捋额前花白的头发，“医生说我膝盖骨都朽了，要让儿子过来见医生，韩老师我会不会得了骨癌呀？”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半天才说不会的不会的。那就好，膝盖实在坏了就换膝盖吧。她说换膝盖的语气就像是挪条小方凳那般随意。高婆婆背靠着病房的墙，一次次把脚踮起又放下，她说她要减肥，她每踮一次脚，我就痛一下，仿佛听到她的膝盖骨头正哗啦啦的垮掉。

锻炼了一会儿她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出院，怎么也要把剩下的半瓶香辣酱给我，说我喜辣，留给我，然后又把卷成一卷的十块钱塞给老公，说是这些天用咱的锅煮了老公买的菜吃。这个加热连五毛钱都心疼半天，吃饭只买两块钱白饭的老太太居然拿了十块钱出来付菜钱，这是连假装都不能收下的，若你假装收下后还她，在她不知道你要还她之前的这段时间，她是会一直心痛的。于是坚决没有收，同时让她带回小电锅，她也坚持不收说是家里有，就没有再勉强，趁她去做治疗，我使劲拎紧了香辣酱的瓶盖连同我的爱心一起放在了她行李的最底层。

婆婆走的时候我正趴在床上做治疗，一根根银针扎得我动弹不得。她叮嘱了我好几次要保重，说她会听我的话少走路的，我人趴在床上嘴里应着，眼泪止不住的滴在床单上。高婆婆眼睛不好看不见我的难过，她在儿子的催促下反复叮嘱我后走了。一起住了十天的院，高婆婆的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及孙辈没有一个出面来看她，就一个儿子送她来接她走，我忽然想起高婆婆的一句话，唉，韩老师，给你说句实话吧，与其来了添堵不如不来，现在我还能勉强撑着，以后如果他们都不管我我就告他们。高婆婆七十三岁了，她说她还很年轻。

高婆婆走了一会儿，护士就取出了扎在我身上的银针，但我久久的趴在病床上不想动。无尽的思念像银针一样布满身体，童年，奶奶和康养各种问题跳到脑海里让我纠结。是的，我也已人到中年，我只有一个孩子，尽管他现在有万瓣柔软心，甚至还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不会像那些人一样对您和父亲，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是父母亲只有一个。不得不说我是感动的，但是以后的孩子一个小家庭六七个老人，怎么都顾不过来，况且于我而言，我不想让孩子被孝和人情味去绑架，因为他们其实不堪重负。

也许，高婆婆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唯一不同的，也令我坚信的是我是有爱，浅流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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