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沈苇：“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

|对话| 2017年秋天，沈苇以诗人身份受邀参加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近距离与这位实力派诗人进行了一番面对面交流。成长于江南、茁壮于西域的沈苇，对成都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观察和体验兴趣。他对人有一种特别诚恳的气质，谈到诗，文学，历史，地理，他给出了通过多年思考和亲身体验获得的宝贵经验和见解。

西域与江南“是同一个地方”

当代书评：西域与江南，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的张力，恰恰是滋养了你的文学写作。您认可吗？

沈苇：我离开浙江到新疆已30个年头了。30年中我写了1500多首诗，有一半是新疆题材，还有一半难以归类。如果30年前不到新疆，我同样会写诗，但绝对不是现在这种写法、现在这个沈苇。西域与江南，的确是如你说的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自然、地貌、族群、历史、文化等层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几乎是地域的两极。一边是江南，一边是西域，我同时热爱这两个地方，但又不可能变成两个沈苇，各据一方。这就是我的困境和痛苦之一。唯有写作，唯有诗，能够有效治愈这种地理差别带来的心灵裂痕感。以前我提到过“两个故乡”的概念，但现在，我常常感到江南与西域是同一个地方，或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为一个诗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面对的文学基本主题没有变，如时间、痛苦、死亡等。地域性对一个人的造就拥有与“故乡”同等的源头般的力量，但在一位好的诗人那里，地域性只是虚晃一枪，他要揭示和表达的是被地域性掩盖的普遍人性和诗性正义。

当代书评：您一般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写出一首诗？

沈苇：一首的诞生有其复杂性，也有一些基本规律。我可以试着这么回答：一首诗的诞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却得益于持久的期待，长期的沉思和观察，是耐心的产物；一首诗可能诞生于一次旅途、一次阅读，当我们凝视风景时也被风景凝视和庇护，当我们读到一本好书时，往往会被一个句子、一个词点亮；一首诗也会诞生于一次生活的变迁和变故，一次情感的波澜，一次书房里的枯坐……总而言之，一首诗诞生于虚无，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抓住了虚无中的那么一点点光……

诗歌是“手艺”不要装神弄鬼、故弄玄虚

当代书评：在去楼兰之前，您写了不少关于楼兰的诗，但终于去了之后，你发现写不出诗，只能写写游记散文了。您怎么看待诗的神秘性？

沈苇：世上有些地方只属于我们想象所能真正抵达的地方，楼兰即是。这也可能是我去过楼兰之后反而写不出诗的原因之一了。不必夸大诗的神秘性，我也不太赞同诗的可计划性，但“工作”一次还是蛮喜欢的，创造性劳动就是工作吧？诗歌容易被“灵感说”、“迷狂说”误导，自然将一首诗的诞生过程神秘化了。爱伦·坡是“灵感说”和“迷狂说”的率先反对者，他说，大多数诗人喜欢让读者相信“他们是在一种美妙的癫狂状态下创作他们的作品的，他们的创作受到了一种自我沉迷的灵感的激发……”，今天仍有一些诗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喜欢在写作和生活上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做一位诗人，首先要做到不装神弄鬼，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两百年前爱伦·坡的观点对现当代诗人影响很大。罗丹曾说“永远工作”，茨维达耶娃把自己的一部诗集命名为《手艺》，把诗歌创作比作手艺活，“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产物，/我是手艺人--我精通手艺。”（《尘世的特征》）。我倾向于认为，诗歌是“工作”也是“手艺”。

当代书评：你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到鲁迅文学奖。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沈苇作为一个优秀诗人，一直没受到过足够的关注度。您是怎么看的？

沈苇：我觉得自己的关注度还不错嘛，出过七八部诗集，得过国内几个重要文学奖项，几位我尊敬的诗评家撰写过非常好的评论。诗歌无需讨好大众，却需要寻找自己的“精选读者”，面对“广大的少数人”。我有我的“精选读者”、我的“知音”，他们常常给我极大的写作动力和勇气。从性格上讲，我总是不愿过多谈论自己，遇事容易为别人着想。一个男人过了50岁，老是我啊我啊的，是很让人讨厌的。事实上，认识一位诗人，读他的诗已足够了。说到名气、荣誉什么的，我认为是围绕一个人的种种假象的总合。

当代书评：作为《西部》文学杂志的主编，什么样的小说、诗歌，是令人欣喜的，哪些则是较为平庸的？一个初写作者，最容易犯的写作毛病有哪些，特别明显的误区是什么？

沈苇：我主编《西部》七八年，各种门类的作品都要读，老实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都没有大问题。最让人犯愁的是小说，经常为找到一篇好小说煞费苦心，好多小说在我眼里连语言、结构等基本关都没有过。我是写诗的，作为主编，对小说语言自然多了些敏感和挑剔。我喜欢质朴而有锐气的作品，希望青年写作者多一些实验和探索精神，持续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让我们看到他的朝气、潜力和可能性，这才是关键。初习写作，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感伤主义、情感泛滥、形容词癖好等。我经常对年轻朋友讲，不要闷头写，要多读书，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要建立自己的文学参照系，这比闷头写作更重要。而且要多读死人的书、少读活人的书，因为死人的书是经过时间检阅和淘洗留下来的经典，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

当代书评：您曾经说，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是尊重诗，差劲的小说家往往远离诗甚至诋毁诗。您如何看待这种小说、诗歌等文体的差别？

沈苇：我认为，能真正代表一个时代文学原创力和最高水准的是长篇小说和诗。长篇小说有体积、有容量，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而在诗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个时代最内在、最本真的声音。我国的长篇小说产量是惊人的，上世纪80年代每年大概八九百部，进入新世纪，每年已接近3000部，但几十年过后，我们能记住、得以留存下来的长篇有几部？布罗茨基说得好，“作为最高语言形式的诗歌，必然是我们人类学，其实是遗传学的目标”。我也相信，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我认识好多小说家，他们的文学起步是诗，梦想做一个诗人，后来转向小说，这是一种个人选择，无可非议。一流小说家读诗、尊重诗，是因为他们深知小说同样是语言艺术，他们以诗的严苛来要求自己的语言，这样的小说家是十分了不起的。

要警惕对“远方”和“偏僻”的消费心理

当代书评：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很多人都对新诗发展有自己的看法。您有怎样的思考？

沈苇：尽管有人指责诗坛存在这样那样的“乱象”，尽管这是一个好诗和不好的诗同样铺天盖地的时代，尽管新诗的传播和影响还不能与唐诗宋词等古典名篇相提并论，但这些都是暂时的表面现象，新诗百年之际，已进入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优秀作品与优秀诗人的大量涌现，其内在活力呈喷涌勃发之势。时间会甄别杰出与平庸。

当代书评：随着“一带一路”火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踏上西去的旅程，您有怎样的观察和观点？

沈苇：相对于“旅游”一词，我更喜欢“旅行”、“远足”、“漫游”、“漂泊”等词汇。在当前的全民“旅游热”中，我们尤其要警惕那种对“远方”和“偏僻”的消费心理，那种居高临下的猎奇行为。消费主义已经把我们的旅游业毒害了。旅行需要平等与尊重，当你深知自己是一位过客时，就会学得谦卑与尊重。内地人去西部、去新疆、去西藏看看没有错，可以领略不同的自然和文化，开阔自己的眼界，说不定还能认识到自己的“偏僻”。阅读是一种“室内旅行”，旅行则是一种“户外阅读”，天地人生都是一本大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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