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茶馆的老虎灶李炎刚 绘
上世纪40年代末,成都市区的大小茶馆不下700家。春熙路南段有著名的饮涛茶社,北段有著名的漱泉茶楼。漱泉茶楼与原“三益公”(后来的新闻电影院)遥遥相对,老年人早上去锦华馆的温泉浴室泡澡后,会来这里润喉爽口;总府街朵颐、竟成园的食客酒足饭饱之后,会来这里漱涤荤腥;三益公的川剧演员、上班族,都会来这里……
60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牵着父亲的衣角,沿着木梯登上这座茶楼,这是老式建筑,一楼一底,茶楼位于二楼。在一楼的楼梯口,一根粗麻绳拉着一个滑轮,将一把冒着热气的铜壶从楼底的老虎灶上升起,堂倌伸手接过它便朝店堂奔去。一股炙人的热浪扑面而来,茶香、烟味、人味、叫卖声,混合成一种特殊的温暖气息,洋溢在店堂里。芽茶、龙井、香片、茅尖、花茶、杭菊散发出浓郁气味。近百张小黑方桌,几百把柏木硬板茶椅,把古色古香的老楼挤得水泄不通。掺茶的堂倌右手提着一把紫铜茶壶,左手卡着一二十个锡制茶船和白瓷茶碗,满脸微笑地奔跑在茶楼大厅。叮叮当当砍麻糖的声音,“花生糖——空花糖——苕丝糖”的叫卖声,“买广洋针、鞋底针、一角钱一板”的叫卖声,竹琴的婉转低回……浓郁的川腔川味至今回荡在我的耳畔。
父亲在靠街面的一方找到座位:“乖乖,坐下来,我们看街街!”透过屋檐下竖立的栏杆,我向下俯视,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来攘往,对面三益公门口有卖糖炒板栗的,用一柄锅铲翻转黑砂粒炒板栗。大黑板上用白粉笔醒目地预告着节目,父亲边念边解释:“三益公上演的川剧有《夫妻桥》《评雪辨踪》《白蛇传》《柜中缘》……”耳濡目染,陈书舫、竞华、杨淑英、萼英、易征祥、晓艇、筱舫这些名字,便烙入我的脑际。
为了打发时光,父亲教我数“嘀嘀车”(汽车)。我看着一辆辆“推屎爬”(小汽车)在拥挤的街道上艰难爬行,细声细气地数着:“一挂、两挂、三挂……”父亲的眼睛不忘盯着手中的《日出》,脸上闪耀着喜悦。
一次,父亲与同桌一位老者谈兴正浓,茶桌前迎来一位侏儒。他走路一拽一拽,像鸭子似的,手上端着托盘,盘内装着用红纸折成的“彩头”,欢迎茶客随手拈一条,拆开一看,便是点的“戏”。他便立即又比又唱地亮开嗓门,一阵川剧唱腔,咿咿呀呀,有滋有味。父亲说他唱的是川剧《王三巧》。四肢皆短的他手舞足蹈,妙语连珠,不时模仿女子搔首弄姿,打情骂俏……
“文革”前夕,接近高考,我在春熙路孙中山塑像旁的成都古籍书店购得一本文艺评论集《论新诗民族化群众化问题》,作者是我崇敬的四川女评论家安旗。我如饥似渴,读得津津有味。安旗的《致傅仇》写道:“特别是最近看到你们几位诗友在漱泉茶楼谈诗的记录,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才知道森林诗人傅仇和诗友们爱在茶馆品茗谈诗。一个星期天,我来这儿寻找心中的偶像、从未谋面的大诗人傅仇。天真幼稚的我,算是文学追星族,结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文革”中,漱泉茶楼遭到查封,从此再也未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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