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编排《南诏奉圣乐》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惶逃离西京长安，避难成都达一年多时间，并一度改成都为南京；公元874 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公元880 年12 月，黄巢起义军占领东都洛阳后，唐僖宗也避难于成都，且在成都生活达4 年之久。两位唐代皇帝流亡成都（唐玄宗酷爱音乐歌舞，是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皇帝”），必然把唐代丰富的、集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之大成的燕乐歌舞（唐燕乐是在隋燕乐基础上发展而成，隋唐燕乐中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坐立部伎中的乐舞表演，都是中外歌舞音乐的融汇）、教坊、梨园乐工带到成都（如玄宗避难成都时唐代梨园乐工张徽就随同入川），使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大规模地传入成都。

在传播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成都还扮演着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北进与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融的重要角色。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南诏的控制，充分利用成都的独特地理位置，在成都为南诏子弟创办学习汉文化的学校。据记载，当时在成都学习的南诏子弟多达数千人。特别有意义的是，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代表《南诏奉圣乐》与《骠国乐》的北进中原,前者经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的精心加工、编排与组合7 年，后于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创作出来并在京城长安表演；后者也在成都表演后，经韦皋整理加工记谱并绘制舞蹈及乐器图画，于贞观十七年（公元801 年）献去长安。尤其是《南诏奉圣乐》在成都的加工编排，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本版撰稿/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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