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出土的“蜻蜓眼” 见证古蜀对外交流 也许早在2000多年前，古蜀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就有过亲密接触

近两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在成都市范围内发掘了多处规模较大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出土陶器、铜器、漆器等多种随葬器物，对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新资料。在这些出土器物中，有一类玻璃器物——“蜻蜓眼”引起了考古工作人员的特别注意。不过对考古人员来说，这些曾经最早诞生于埃及的同类美丽饰品，不光是因为它造型精美奇特，其制作材料和工艺也体现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记。也许早在2000多年前，古蜀文明就曾与古埃及文明有过亲密接触。

出土于成都的“蜻蜓眼”从何而来，是进口商品还是创新型产品？昨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蜻蜓眼”的最新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蜀地流行的“蜻蜓眼”等玻璃珠饰，并非完全都是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我国古代先民也一直在利用当地资源技术等条件学习和模仿，并进行自己的创造、制作包括“蜻蜓眼”在内的玻璃制品，那就是铅钡玻璃和钾钙玻璃。而2000年之前蜀地先民可能就有意识地引进和创新，这或许恰恰反映了深植这片土地上的国际视野和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杨颖东介绍说。

科学解密

成都“蜻蜓眼” 融合东西方工艺

“蜻蜓眼”就是类似于蜻蜓复眼造型，以眼睛图案作为装饰的圆形玻璃珠。它最早诞生在公元前1500多年的埃及，此后多在地中海沿岸、西亚、中亚等地广泛流行。珠子由石英砂和泡碱烧制而成，有多种颜色凸面，就像“蜻蜓眼”睛一样五彩斑斓。近年来，“蜻蜓眼”的多处发现，既为考古人员提出问题，又提供了不少实证。“近两年来，我们围绕着青白江区双元村及蒲江蒲砚村出土的“蜻蜓眼”以及一些玻璃管展开考古研究。”杨颖东告诉记者。

为了确认这批“蜻蜓眼”等玻璃珠饰的潜在信息，杨颖东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对其成分进行了无损分析，又为了进一步搞清其肉眼无法看清的内部结构、研究制作工艺，还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考古系杨益民教授奔赴上海，采用基于同步辐照的X光显微CT照相等高精尖无损分析手段，对出土的“蜻蜓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一粒‘蜻蜓眼\’大约是栗子大小，要以微米为单位逐层做CT扫描。为了获取全方位的内部信息就要不断调整珠子放置姿态，设备工作多久，我们就必须在旁边坚守多久。”杨颖东介绍。

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目前已经得到了初步研究结果。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这竟然又是我国先民自己生产的玻璃制品实例，其中“蜻蜓眼”和部分绿色釉砂管全是钾钙玻璃，而部分灰黑色的釉砂管则是目前公认属于古代中国独有的铅钡玻璃种类。除了玻璃材质，“蜻蜓眼”的纹饰图案的制作工艺包含镶嵌法、叠层堆积法等多种手法，与西方及中国内地玻璃制品有相似性。杨颖东还发现这些“蜻蜓眼”及玻璃管饰在材质和造型上多与长沙和荆州等地出土的玻璃制品类似，此前，在中原地区，尤其在楚地，曾多有“蜻蜓眼”的实物发现。因矿产资源富集，当时的长沙和荆州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玻璃制作中心。成都出土的“蜻蜓眼”有部分虽然结构式样与域外的相似，但在玻璃的化学成分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与楚地出土的玻璃制品类似。杨颖东推测它们可能具有相同的产地，或受楚文化影响而产生。

引进与创新

具备国际视野与创新创造

在战国时期，相比铜器、陶器、漆器等类器物，“蜻蜓眼”依然是数量不多较为少见的饰品。那么它们是怎么从埃及及周边区域到了中国？古蜀文明与古埃及文明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杨颖东告诉记者，考古人员的研究推测，“春秋战国时期或之前，由游牧民族通过欧亚草原向东以迁徙随身携带或商贸等方式传入中国内地，最初在春秋末战国初传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在战国时期颇为流行直至西汉初期，之后逐渐减少趋于消亡。”杨颖东介绍，中国内地与西亚、北非、地中海区域虽然相隔数万里，但最终传到了中国，也把这种奇特而美丽的“蜻蜓眼”玻璃制作技术和设计思想一并带入蜀地。

“虽然这批蜻蜓眼珠饰很大可能是我国先民自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蜻蜓眼\’的艺术构想和最初创意仍然来自于遥远的西亚、埃及或地中海一带，在吸收和模仿的发展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新变化，或许这恰恰反映了深植这片土地上的国际视野和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杨颖东表示。本报记者 李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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