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山岣嵝碑

□高羔文/图

岣嵝碑又称“禹王碑”，有关禹王碑最早的记载，见于晋代罗含的《湘中记》：“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徐灵期在《南岳记》中也有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相传唐代人在湖南衡山岣嵝峰发现有岣嵝碑，韩愈曾有诗咏道：“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唐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也登衡岳寻觅岣嵝碑，赋诗《寄吕衡州》：“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琅环姿，秘纹螭虎形。”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十一月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张栻、林用中等结伴而行，登上衡岳，寻找禹碑而未果。因此他在《韩文考异》中说韩诗为传闻所误，衡山实无禹碑。

南宋嘉定年间，何致发现禹王碑，他将碑文拓了下来，摹刻在岳麓山石上。何致刻石的边上有宋代匠人题记，传世的各种拓本均未收入。但是清代陈运溶的《湘城访古录》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中收入了该题记，文字为：“嘉定壬申（1212年）秋，用七十二工。长沙匠何兴、李曾美、西川监工王兴勒字青诏。”明嘉靖九年（1530年），长沙太守潘镒在岳麓书院发现了宋代摹刻的禹王碑，他“剔土拓传”。因此，明季以来，昆明、成都、开封、绍兴等地皆有摹刻。因潘镒拓本共有77字，所以这批拓本也都为77字。其中较为知名的云南本（嘉靖甲午年1536年）、成都本、南京新泉书屋本（1535年）。浙江省图书馆藏有一本明代的原拓，该拓片字口清晰，拓工较精。

到了清代，凡与大禹传说有关的风景名胜之地又翻刻了一批禹王碑。毛会建刻于西安碑林；康熙癸丑（1673年），李藩刻于山东黄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侯建勋刻于兰州禹王庙。其实岣嵝碑被辗转摹刻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是我国水文化史上奇特而也又耐人寻味的现象。

传说大禹治水时，也曾踏上陇山陇水。《尚书·禹贡》中有“导弱水至于合黎”“导黑水至于三危”“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导渭自鸟鼠同穴”。其中弱水、黑水、黄河、渭水等皆是流经或发源于甘肃的河流；而合黎、三危、鸟鼠等皆是甘肃境内的大山。

对于这77个字符的研究，自明代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或以为是夏代文字，或以为是蝌蚪文，或以为是甲骨文，或以为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更有人哀叹它是人类无法辨认的“天书”。其中著名的释文有明代杨慎、沈镒、郎瑛、杨时乔，这四家的释文均认为是大禹治水的经过。其中杨慎的释文为：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一作冈）弗辰！往求（一作术）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一作襄）劳馀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享。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无永奔。

可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禹王碑碑文并非是记叙大禹治水，浙江大学教授曹锦炎在《岣嵝碑研究》一文中说：“岣嵝碑是越国刻石，是继秦沮楚文、中山国守丘刻石后，战国刻石的一次重要发现。作者为后来继承王位的朱句，刻于公元前456年。内容是一篇祭祀南岳衡山的刻辞。根本不是大禹治水时的诰文。”

兰州岣嵝碑原立于黄河北金城关之金山寺北峰禹王庙前的六面亭内，似也有缅怀禹王治水之功绩，又有镇服水患之寓意。因金山寺坍塌，岣嵝碑凋敝，为防止毁坏之虞，后于1963年移白塔山牡丹亭，1980年又移置白塔山之白塔下禅院内。据张思温先生记载：碑宽约二尺六寸，高约六尺，厚约4寸，碑头刻蟠龙。约为碑之三分之一，刻古篆六行，行十四字，共七十七字，有释文刻于第六行下段，字有残缺。内容为：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

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

余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享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勿永奔

咸丰辛酉三月望日酒泉郡侯建功升庵氏

兰州岣嵝碑文字形奇古怪，有似缪篆，亦如符录，不失禹王碑的古朴风貌，今最下一排字全剥蚀，兰州岣嵝碑有72字，损5字，释文仅存63字。这也许是对侯建勋对杨慎等人注中相异及阙疑者，全都予以删除。

如今，岣嵝碑傲然矗立于青峰之巅，俯瞰大河东去。尽管它的字迹怪异玄秘，难以辨认，但是其结体工稳、章法规整，仍不失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仔细品评鉴赏，可以从中得到诸多书法艺术的感染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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