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生逢其时从艺四十年

1990年，在美国阿拉斯加

1993年，与唐雯、周春芽、李治平、唐蕾在成都

1982年，毕业创作《春风已经苏醒》

1978年，四川美院的同学们

1969年，在四川凉山插队

本报记者 孟蔚红/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提要

日前，何多苓在何多苓美术馆推出自己的个展《自选集》，一幅幅展品串起了他的“从艺四十年”。何多苓说，国家的改革开放40年和我的40年之间有着奇妙的联系，没有前面这个40年，就没有我的40年，简言之——“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是的，生逢其时，对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无比幸运的，即使才华超拔如何多苓，也有太多不可预知和把控的人生节点，错过任何一个节点，人生都会是另外一种模式。

生逢其时，是个人的奇迹，更是时代的奇迹。

嘉宾

何多苓，1948年5月生于成都，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代表。1973年毕业于成都师范学院美术班，1977年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学习，1979年入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研究班，1982年毕业后在成都画院从事油画创作。1985年应美国马萨诸塞州艺术学院邀请赴美讲学。上世纪80年代初以油画《春风已经苏醒》《青春》、连环画《雪雁》等作品引起轰动，成为塑造一个民族和集体形象的代言画家。

实录

被恢复高考改变的一生

和改革开放激发的艺术激情

1977年，何多苓考上四川美院油画系。随后一年，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刊发，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那支撬动改革开放的哲学杠杆。短短六千字，激荡四十年。

惊险的是，何多苓差点与高考这件事擦肩而过。1977年，何多苓已经29岁，下乡后进入成都师范学院美术班学习，然后分到幼儿师范学校，搞过行政，教了四年书，后来又结婚了，工资也不错。

何多苓在绘画方面从小就展露了很高的天赋，7岁画的第一幅画就有透视关系，还被母亲拿到《小朋友》杂志投稿，变成了印刷品。但此时绘画是何多苓众多兴趣爱好中的一个，比如音乐、文学，在青少年的某个时期想成为音乐家的愿望似乎更加强烈。可是老天爷给他选的是绘画。下乡后回到城里，刚好遇到成都师范学院招生，有美术班，没有音乐班。何多苓说，如果有音乐班，他肯定报音乐班，走这条路，他自信会成为不错的作曲家；但命运就这样安排了何多苓的一生，让他成了举世闻名的画家，让音乐成了他的业余爱好。

在师范学院学习的何多苓，轻而易举就成了学霸。因为看的画作比较多，所以画画不自觉地有一点俄罗斯的风格。那时何多苓有个习惯，比如说坐在这里谈话，他会在纸上不停地画，头像或速写，画得挺像；坐在那里上课也画，画了无数。他还到动物园写生，人家觉得他是神经病。

天赋加痴迷，都不能说刻苦，因为自己一点都没觉得苦，就这样停不下来的画呀画呀。在绘画圈已经小有名气。再加上已经工作、结婚，考不考大学似乎没那么迫在眉睫。让何多苓纠结的是，考美院有30岁的年龄限制，他29了，最后一次机会的临界点心理逼着他报了名。

一向很懒的何多苓幸亏勤快了这一次。他说，读没读大学差别还是太大了，如果没读大学，说不定他早就放弃绘画了，当年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或者纯粹就是因为骄傲，没有考大学，后来就音讯杳然了。

1977年，何多苓的大学生活开始了。老师和同学共同形成的一个气场，包括整体的气氛和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还有那么多研究方法和资料，到那儿之后就觉得自己的专业是画画了。以前当老师，毕竟画画是业余，但是在美院，每天画，而且是理直气壮地画，从早画到晚。虽然当时没有想过拿画来卖，但画画本身成了主要的事，这个很重要。

那时正好是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大量信息每天潮水般涌来，不仅是绘画，没见过的电影、小说、诗歌、艺术理论……让人每天都很兴奋，记忆中画画的事还不多，反而电影这些相关或无关的事情更多一些，比如日本电影《追捕》《望乡》，对他画画有着直接的影响——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啊。

大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全国青年美展。学校开始组织学生搞创作，题材不限。这个信息对何多苓和他的同学们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此前他们对绘画的理解基本还是工作，是任务，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同学们热情之高涨可想而知。学校从老师到校长也是大开绿灯，提供各种条件，这才有我们后来熟知的以川美罗中立《父亲》为代表的伤痕艺术的横空出世。何多苓认为川美这批作品是中国当代美术的发端，之后才是“八五新潮”等一系列中国当代艺术的风起云涌。至此，中国当代艺术以开始的拷贝复制，迅速发展到与世界当代艺术接轨并逐渐平等对话。

何多苓从头至尾看到了罗中立《父亲》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他当时就对罗中立说，你会一举成名，因为用画领袖的尺度画一个普通农民，在当时是相当震撼的。何多苓提交的草图是他下乡时看到一群女子在河里洗澡的场景，被否，后来草草交了幅芭蕾舞女的作品，最后没有得奖。

在那个时代，何多苓已经表现出天生审美的鲜明气质。“当时绘画讲究讲故事，一定要说明什么东西，而我喜欢画比较诗意的模糊性的东西。有些人瞧不起我这种创作，觉得无非风花雪月，没有使命感，不当代。我觉得我的使命感就是把想画的画出来，绘画是非常个人化的，有人喜欢，有审美功能就好了，没有太多了不起的地方。”

“绘画和生活是要有距离的。”这是何多苓的固执和坚持。

全国青年美展，第二届全国美展，何多苓的画都没被选上，何多苓就在学校里画《春风已经苏醒》，搞毕业创作。《春风已经苏醒》错过了两届展览，是之后才画出来的。后来栗宪庭编辑《美术》杂志，来成都看到这幅画，很感兴趣，推荐到《美术》杂志发表，何多苓就出名了。

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笔是值得记录的，有几个国外艺术家的画展，在中国影响很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展览不可能进入中国。何多苓记得当时跟朋友汪建伟一起去北京看展览，伦勃朗的画很多，那个展览对何多苓影响比较大。

在成都，最黄金的创作期

留下一串扎实的时代注脚

其实，对何多苓而言，得奖与否与能否自由地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后者显然更加重要。虽然他和同学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风格，甚至对艺术的理解都开始了观念上的分道扬镳，但他依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他一生中最黄金的时代，每个人都充分享受绘画的自由，何多苓自己的很多好作品也是在那个时候画出来的。

1982年，美院毕业，何多苓分配到成都画院，正式开始了职业艺术家的生涯，一同分来的还有周春芽等人。

1983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编辑把改编自美国小说家保罗·加利科的《雪雁》脚本给何多苓寄来，何多苓一看，有意思，他正在学习美国画家怀斯，两个人一只鸟那种荒漠的感觉。那会儿他就有一个想法，不说什么连环画、独立组画，把情节全部交给文字，画面独立。于是他开始拿丙烯画画（他可能是全国最早拿丙烯画画的画家之一），前前后后画了至少一年。

1986年，完成《带阁楼的房子》系列组画。这件作品何多苓酝酿了多年，早在下乡当知青的时候，他就对契诃夫的这部小说情有独钟，甚至能大段背诵，当然前提必须是汝龙版本。到1986年，突然觉得时机成熟了，时机还包括周春芽的德国朋友送了他一套德国油画颜料，他用这个当时非常珍贵和高级的颜料画了《阁楼》，至今颜色毫无改变。

这套作品的创作花了三个月，由44幅小画组成，虽是地道苏派画法，但技法是自己琢磨出来的，这种画法也仅用过这一回。画中人物形象的参考是俄国画家谢洛夫，风景的依据来自列维坦，整个创作的状态可以说一气呵成，如有神助，完全感觉进入了一个境界。可以说何多苓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热爱在这件作品上得到了一次彻底的释放和爆发，完美到现在他自己看到都觉得惊讶——之前、之后，都不可能再有这么元气饱满的作品出现了。

2014年，何多苓去了一趟俄罗斯，依然觉得自己的《阁楼》一点都不班门弄斧，甚至后来看到前苏联画家为这个小说画的插画，还不如自己的。

可以说，这些作品，连同《第三代人》《小翟》《乌鸦是美丽的》《亡童》，何多苓不仅由此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连串扎实的注脚。

能给个人以充分发展的时代

都是值得感谢的

1990年，何多苓第一次跨出了国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也是无法想象的。

何多苓去了美国波士顿、纽约，看了很多博物馆，其中不乏所崇拜的大师的作品，这对一个艺术家的影响非常之大。

再之后，出国渐渐容易并频繁起来，对西方艺术甚至艺术市场不再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有了非常直观系统的了解，没有了任何陌生感。

积累了见闻，又有了异域生活的体验，等到何多苓再回到国内，很多选项已经默默划掉了，到上世纪90年代末2000年初放弃去北京，他就彻底安心，决定扎根成都，不再折腾。因为这里有适合自己个性的闲散生活和创作空间。

成都当代艺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形成了“沙子堰时期”“老蓝顶时期”以及现在的“新蓝顶时期”，何多苓在其间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好在绘画的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现在何多苓在三圣乡的画室是他自己设计的，还有了自己设计的美术馆。

这些，在四十年前，真的是天方夜谭。

何多苓的创作，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说，这个转变和时代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上个世纪80年代艺术家获得创作的自由，开始急于表达自我，风格各异，而何多苓在美学上也不自觉地从80年代苍凉的英雄主义美学转化为现在诗意的美学，这跟当下时代非常有关。“当知青积下来的沉重的历史的东西逐渐被人淡忘，甚至我也淡忘了，不可能再去画那些东西。那个时代结束了。当下是一个网络时代，世界是平的，新的时代也是多元化的时代，我在里头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人物、自然包括杂花、森林，何多苓现在就画这些题材，实际上，题材无所不包，想画就画，画法也越来越轻松，这个感觉对何多苓而言是比较本质的。何多苓说：当年看怀斯的画，学他细腻中的力量感，现在连力量感也不要了，很轻飘。这不是好与坏的价值评断，力量感也好，轻飘也好，都没关系，可以很有力量，也可以很没有力量，只要是好东西就行了。

能自由地、舒展地甚至有些任性地将自己的天赋、热爱淋漓尽致地表达、挥洒出来，能给个人以充分发展的时代，都是值得感谢的。

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到了何多苓这个境界，就是四个字：了无遗憾。

手记

2018年12月 成都

11月18日，何多苓以《自选集》个展终于结束了何多苓美术馆的“空”。展品是从留存在何多苓手中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不多，但每一幅作品创作的年代和背后的故事，也足够较为完整地串联起何多苓的“从艺四十年”。何多苓在自己撰写的序言里写到：恰好，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40年，这两个“40”年之间有着奇妙的联系。没有国家这个40年，就没有我的40年—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就没有我所创造的世界。

生逢其时，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无比幸运的，即使才情和能力超拔如何多苓这样的天才，也有那么多不可预知和把控的人生节点，错过任何一个节点，何多苓都会是另外一个人。何多苓说，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当然，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的。

所以，何多苓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个话题我很愿意谈！”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改革开放的40年和他的40年。

“可以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或者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不可能画画，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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