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之父李道河 从知县到商人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

成都劝业场。

晚清的广元县衙门。

年轻时的巴金。

成都商界合影，前排左一李道河。

□李治墨文/图

李道河字子舟，一八七四（甲戌·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时生于四川，祖籍浙江嘉兴。当代作家巴金之父。

研究或者评论巴金的人很多，往往都从巴金家族历史开谈。有关李道河的各种文字，众说纷纭，以讹传讹。多数始于道听途说，然后加以推理。譬如《巴金图传》断言：“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是李镛的长子……但是他的官运和才干都不及其父，学识也不及两个去日本留过学的弟弟”。这段话又被另一作者一字不差地抄入《巴金的家和〈家〉》。又如论文《新与旧：巴金关于“家”的叙述》说“巴金的父亲李道河不做诗”，显然与 事 实 不符。凡此种种，不尽例举。笔者基于对各种史料的发掘，对李道河的生平做一个小考，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李道河。

回川候补

列官班最优等毕业

李道河是当时成都名绅李镛与其原配夫人武进女史汤淑清的长子（李镛家族有时与其二位堂兄家族通用大排行，李道河则行三）。

武进汤氏，世世代代，人才济济，文思不断，师资辈出。汤淑清的三叔祖父道光进士汤成彦就在成都教出了后来的清末大文豪缪荃孙。李道河与他的兄弟们当然自幼受业于汤氏舅父。

1902年（光绪廿八年），李道河出任四川大足县典史。1903年3月回到成都。1904年以“过班”知县身份前往北京觐见皇上，因王大臣验看不顺利而滞留，直到九月才得到朝廷谕旨发往四川知县，即回省候补。可是那时各级候补官员多如牛毛，光四川就有上千人。四川仅一百四五十个县，就有五六百人在候补知县。李道河这一候补就是五年。

回到成都之后，李道河考入四川官班法政学堂学习。四川通省法政学堂是清末改革产物，为新政准备人才，始于1906年。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奉旨饬提学使方旭、候补道周善培在仕学馆的基础上，仿照直隶法政学堂章程创办官班法政学堂和绅班法政学堂，考取官班六十名（正佐各三十），绅班举贡生监二百四十余名（据说这二百四十余人是从全省一百四十二个县保送来的一千一百人中筛选出来的），调留日法政大学毕业生候补知府张孝移任官班监督，留日法政大学毕业生邵从恩任绅班监督。官绅两班法政学堂实行奖罚制度，学员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下等、最下等五等。官班最优等者，由川督考察，“果系才志过人、学业优异者”，予以上奏请奖，并“先行委署”，授给贲职。官班中等者“立予差使”。绅班优等者“酌派襄办地方共事”。如不及格者，官则“罚咨遣回籍”，绅则“不给凭、追缴学费”。不仅规定严明，而且也实施严格，确有最下等者。官班毕业共五十四名，其中最优等十九名、优等二十二名、中等十三名。绅班毕业二百四十四名，其中最优等三十四名、优等六十六名、中等九十八名、下等三十八名、最下等八名。李道河名列官班最优等毕业。

到任广元

增办新学兴办行会

1909年（宣统元）夏季上谕批复“广元县知县端秀请假遗缺以试用知县李道河署理”。由于时值变世，有关李道河在广元任职的事迹留下来的并不多，目前能找到的只有六七件事：

赈济灾民：《重修广元县志稿》的《食货志》中“赈济”条有如下的记载：“宣统二年，知县李道河赈济一次”。其他地方文献也记录着他到朝天（乐宣驿）等地亲赈饥民。

筹备自治：此时正值立宪制萌芽之际，而地方自治是立宪之基础。因为立宪须以开国会，开国会首先在于地方自治，以培养合格的议员。地方自治就要成立各级议会。《重修广元县志稿》记录有：“宣统二年，先成立城、镇、乡会，然后选举成立县会”。广元城、镇、乡会的成立，是在李道河任上由他主持筹备和完成的。为了筹备自治，李道河首先主持把旧制“六乡、五十七堡”改划为“一城、二镇、七乡，以五十七堡分隶之”，并为此重新绘制地图。赈灾同时李道河亲临神宣驿、乐宣驿（朝天）、元吉堡、宣河堡等地调研和宣讲自治。筹备自治是这位官班法政学堂最优等毕业生在广元任上的一大亮点。

增办新学：清季变法，改书院为学堂。在李道河任职期间，依托新的行政区划，增办公立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若干。

兴办行会：教育会（设于鹰扬街昭忠祠）、农会（设于先农坛）等都成立于李道河任上。商会（设于下河街四王庙）和图书馆也在他任上得到发展。

设改警局：广元警察局设立于宣统元年，并在宣统二年改为由知县亲自监督并增设守望分驻所。

选举孝廉：1910年（宣统二年）七月“署广元县知县李道河详送附生王维桢、刘光汉”举孝廉方正。王维桢、刘光汉都是清末四川新政的著名人物。不久刘光汉当选广元县会议长，后来还与刘伯承结拜兄弟。刘光汉也是当时四川省八大书法家之一。

走入实业

打理成都劝业场事宜

1910年（宣统二年）冬季“署广元县知县李道河调省（遗缺由成都府水利同知钱茂调署）”，于是他又回到了省城成都。

李道河回省城不久，四川保路运动兴起，随即武昌起义爆发。对于这改朝换代的变化，李道河“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反之他在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代表当时的十八个省。……不久，中华民国成立，……又把大汉旗收起，另外做了一面五色旗”。

从此，李道河离开官场政坛，走入实业。

自四川通省劝业道周善培（孝怀）与成都商务总会樊起鸿（孔周）开办成都劝业场，李氏两族（即李镛和李道江叔侄两房）就多有投入（一说李道江认股多，为劝业场之最），成为大股东。劝业场于宣统二年改名为商业场。在商业场各行各业中，凡是李镛家族有股份的，名义上都由老太爷李镛担任董事，李道河则作为实际代表履行职责。他人缘好，又没架子。既是法政高材生，又当过知县，所以得到广泛尊重。大家族内事务，虽由老太爷决策，实际上各种事务，也是李道河“总理”。

巴金称父亲：“爱我的人”之一

李道河擅长诗书文牍，多有著述。但是生于变世，未见流传。清末民初四川文人胡淦在为李镛诗集写的序中提到“子舟大令（县官雅称）亦有集待梓”。李道河还写过一个讽刺喜剧《知事现形记》，由家中子侄排演娱乐。

李道河喜好京剧，当时在会府东街有成都最早的公共戏院“可园”，极大繁荣成都市面，李道河即为股东之一，时常带家人去看戏。巴金先生回忆：“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

李道河自己的小家庭在那个时候可谓比较开明。巴金先生回忆：“在家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見他骂过人。”在广元作为知县，他兴办新学；回到成都作为父亲，他也要把逐渐成长的儿子们送进新学，而不是那时仍然盛行的私塾。头两个儿子李尧枚和李尧林都先后入读中学。但是这样做不是没阻力的，上面老太爷（李道河之父李镛）还在，很多事情李道河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可是他努力着。轮到三儿子李尧棠（巴金）该上中学时，李道河病故（死于李镛之前），巴金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人出来替我讲话。”

长子尧枚中学毕业“名列第一”，本来“希望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李道河却不得不按老太爷意志要李尧枚结婚成家，并到成都商业场去做职员。当时李道河对李尧枚“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反映出他的无奈无助与对儿子理想的同情。李道河与夫人陈淑芬都相信西医西药，也不顾忌与洋人接触，甚至把洋医生请到家中做客，还专门配上了刀叉餐具。

巴金先生对父亲具有深厚感情，在他的不少文章中对父亲有着温馨的回忆。“父亲很喜欢我，他时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巴金把李道河称为“爱我的人”之一（巴金用过这种说法的还有母亲陈淑芬、两位哥哥李尧枚和李尧林）。另据巴金先生的侄子李致先生回忆，1941年，巴金阔别四川多年后首次回到成都，在大嫂家找到多封父亲李道河过去的家书。巴金请大嫂上街为他裱糊好，带离四川珍藏。这些家书估计都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

有人质疑，为什么李道河没有像他的两个弟弟和几个堂侄一样游学海外？在那个时代，长房长子或长房长孙要对家族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要为长辈和弟妹们做出牺牲。以1911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为例，整个大家族撤到乡下避难，只留下长子李道河和长孙李尧枚在城里家中彻夜守护，应对全副武装前来勒索骚扰的乱兵。所以长子长孙往往不得不放弃很多个人机遇，更别说负笈海外。

由于他的政绩与学识，李道河一直没有被当局遗忘。1915年4月成为第四届核准免试知事。同年11月6日由四川巡按使陈宦呈请，大总统钤印批令免送考询并予分发任用。直到1916年1月30日北洋政府发布的“免于考询之保荐核准知事”名单（全国共四百六十六员，分发四川四十四员）中仍有“李道河浙江嘉兴人”。不过此时的李道河总理家政、勤勉实业，早已无意于官场了。李道河早年娶比他小三岁、同为浙江裔的女史陈淑芬，生四子五女。1914年陈氏病故后，继娶江西裔女史邓景蘧，又生一子一女。1917年，李道河病故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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