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发布 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 月均收入稳定增长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仍需关注

农民工总量及增速(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流向(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民工从业行业分布(单位:%)(来源:国家统计局)2018年按城市类型分的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来源:国家统计局)□本报综合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明显,月均收入稳定增长,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继续提高,城市归属感稳定,但随迁子女升学(入园)难、费用高仍需关注。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农民工的规模、分布及流向、基本特征、就业情况,以及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随迁儿童教育情况等进行了分析与统计。

A、新增农民工数量减少,他们都去哪儿了？

国家统计局一年一度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又发布了,《报告》中有两个数据值得关注:一是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仅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二是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那么,农民工究竟去哪儿了呢?

第一代农民工老矣：以农民工进城为主线的城镇化已结束？

2015年之前,官方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不公布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2016年首次公布,进城数量即比上年减少157万人,2017年则增加了125万人,2018年又减少204万人。

从大趋势看,新增农民工数量的减少是必然的:首先,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因为从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了,这也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其次,第一代农民工都老了,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户,只好告老还乡。据统计,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一般而言,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要年轻,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本地则接近45岁。

再次,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在这一过程中,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民工的就业难度增加,也不得不离开东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既然2018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减少了200多万,按理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缺少了主力,为何城镇化率还提高了1.06%,城镇人口比2017年增加了179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简单计算,不难发现,主要靠户籍城镇化:2018年加入城镇户籍的人口增加了1605万,即便剔除自然增长人口,至少也有超过1200万农村人口实现了农转非。也就是说,当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大部分靠行政区划的重新设定和户籍政策的放宽来实现了。

城市抢人原因：农民工离开京津冀和珠三角

根据《报告》,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下降1.2%,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下降1.2%；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65万人,增长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6万人,下降3.9%。说明珠三角农民工数量下降幅度最大。

根据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的估算,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在“小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和深圳。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可能在50万左右。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例如韶关和云浮的人口流动变化不大,清远、阳江的人口都在净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出现了人口净流出,这是否与其一直以来“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战略有关?当前,东南亚国家成为国内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原本以中低端产业出口为主的珠三角地区,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在家具、家电及电子产品装配等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减弱了。

2018年京津冀的农民工净减少了27万,同时,该地区人口也是净流出的。其中北京人口流出最为严重,从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环京地带,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呢?

但北京流出的人没有去天津,天津的人口吸引力从2014年就开始明显走弱。特别是2017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幅度高达9万多人,当年GDP增速也跌至3.6%。尽管2018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企稳,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国最低,人口虽略有回流,但净流入量也不到1万人。

河北除了廊坊和秦皇岛人口净流入外,其他地方或减或不变。因此,京津冀农民工净流出的现象,倒与产业升级的关联度不大,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减弱,新兴产业的占比不高,传统产业则面临增速下行压力。

正是出于人口净流出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抢人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天津、南京、成都、西安、珠海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内的大约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抢人政策。但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迟缓,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深圳、广州同样遇到农民工大幅流出压力,但由于经济增转型较为顺利,增长动能依然较足,能够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源源不断流入。因此,从总体看,长江经济带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速要快于长江以北地区,人口流入与经济增速呈现高度相关性。

孔雀西南飞：是否与大城市化相悖？

过去我国人口流向总体是从西往东,而且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被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如今,农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2018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185万人,东北地区农民工数量减少9万,而中西部地区则增加378万,呈现“孔雀西南飞”的特征。

其中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省份,一直是农民工的输出大省,但2018年人口净流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三,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

安徽人口的净流入,除了有农民工返乡因素外,还与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如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阳、宣城等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因此,在安徽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也带来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一个案例是西部地区的陕西,2018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1.9万人,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32万。这说明陕西的人口增加主要靠西安,与西安的人口落户政策五次放宽有关。

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加了81万,但常住人口只增加38.7万,剔除西安人口增加的因素,陕西省人口实际上是净减少。因此,西安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怀疑,毕竟人口流入需要靠产业发展支持。

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流入较为正常,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流入特点。这说明尽管农民工的增量大幅流向中西部地区,但仍然以流向中西部的省会或直辖市等大城市为主,因此,我国人口的“逆向流动”,并不与大城市化相悖。

农民工从事行业变化：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过半

那么,农民工在行业流向上有何变化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农民工的从业结构的变化也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2018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5%,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一是从事传统服务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7%,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二是脱贫攻坚开发了大量公益岗位,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9.1%,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9%,比上年下降2.0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目前,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就业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2018年增幅达到2.5%,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增速尤其快。

从总体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逐步增大,2015年平均年龄为38.6岁,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40.2岁了。人口老龄化,加上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增量也将不断下降,因为年轻的农民工才愿意跨省流动。

2018年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594万人,比上年减少81万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15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原因。

B、农民工月均收入稳定增长 交通运输、邮政业等赚最多

《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加236元,增长6.8%,增速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提高1.9、1.1和0.1个百分点；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增速与上年持平；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4和0.8个百分点。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4107元,比上年增加302元,增长7.9%；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340元,比上年增加167元,增长5.3%。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务工农民工多767元,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2.6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955元,比上年增加278元,增长7.6%,增速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68元,比上年增加237元,增长7.1%,增速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22元,比上年增加172元,增长5.1%,增速比上年回落2.4个百分点；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298元,比上年增加44元,增长1.4%,增速比上年回落4.8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建筑业农民工收入增速最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赚得最多,平均收入达到4345元。交通运输、仓储等所属的第三产业也成为超过半数农民工青睐的就业领域,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从事住宿、餐饮、修理等传统服务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另一方面,脱贫攻坚开发了大量公益岗位,有农民工选择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就业。而建筑业虽然平均月收入达到4209元,且增速最快,但从事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相比上年仍下降了2.4个百分点。

C、近两成农民工买了房 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例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0.2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4平方米；户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及以下的农民工户占4.4%,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从不同规模城市来看,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提高。其中,500万人以上城市中,人均居住面积15.9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2平方米；50万人以下城市中,人均居住面积23.7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4平方米。

在进城农民工户中,购买住房的占19%,与上年持平。其中,购买商品房的占17.4%,与上年持平。租房居住的占61.3%,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单位或雇主提供住房的占12.9%,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在进城农民工户中,2.9%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1.3%租赁公租房,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1.6%自购保障性住房,与上年持平。

在进城农民工户住房中,有洗澡设施的占82.1%,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使用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占87.7%,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独用厕所的占71.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92.1%,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拥有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比重分别为63.7%、63.0%和24.8%,分别比上年提高3.6、4.6和3.5个百分点。

D、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受青睐 入园难、费用高问题仍需关注

《报告》显示,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83.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26%在公办幼儿园,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35.2%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从不同规模城市来看,入读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比例相差不大。500万人以上城市中3-5岁随迁儿童有63.3%入读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50万人以下城市中的比例为61.8%。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校率98.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阶段随迁儿童82.2%在公办学校就读,与上年持平；11.6%在有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初中阶段随迁儿童84.1%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10%在有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进城农民工家长对随迁儿童教育的评价中,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5.3%,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对所在学校师资的评价中,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占78.7%,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50.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本地升学(入园)难、费用高依然是进城农民工家长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家长持此观点的分别是26.7%和27.2%；对于3-5岁随迁儿童,持此观点的分别是38.7%和51.4%。

E、城市归属感稳定 15.3%进城农民工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

在进城农民工中,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与上年持平。其中,已定居农民工中该比例为79.2%,对所居住城镇高度认同。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归属感越低。在500万人以上大城市中,该比例仅为16.8%,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从对所在城镇的适应情况看,19.6%表示自己非常适应,61.5%表示比较适应。其中,已定居农民工中,该比例分别是34.8%和57.8%。15.3%进城农民工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

在进城农民工中,26.5%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其中,3.5%经常参加,23.0%表示偶尔参加。15.3%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9.8%。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经常参加工会活动的占26.0%,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偶尔参加的占56.3%,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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