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城光鲜的“面子”与破烂的“里子”

绘图 罗乐

旧时通惠门。

少城老街。

破旧的大门。

旗人住在旧少城内修建的营房，平时操练，有事出外作战。清代中叶以后，旗人的政治地位虽高，但生活上却日益贫困。用今天的俗语来说，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这一切，并不是旗人自身能够解决的。

乾隆、嘉庆以后，没有粮的旗人（就是不在军营编制内的）差不多无法生活，更说不上婚配。又才增设养育兵（不足年龄的，每月给少数粮食，是正兵的后继），可是这样也不能解决得彻底。

由于生活贫困，不少八旗闲散一生无粮饷收入，贫不能娶妻生子。从康熙六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721-1904年）的183年间，成都旗人的人口增长不过4.2倍，而同时期四川省人口增长达到了24.1倍。

壹

成都驻防旗人处境艰难

清人周洵谈到成都驻防旗人的处境时，有如下文字立存：“多有数支子孙共食其祖遗之一分马甲者，……前清中叶以后，穷褛不堪者居多，因房屋为官给，甚有摘拆瓦柱，售钱度日，仅留住一间以蔽风雨者。”

旗人没有工、农、商业的知识和技能，缺乏谋生的本领。加之世代迁徙留下的习俗，满族人往往有钱就花，攒不下钱。

不少旗人的衣着，除少数官员比较整齐外，一般当兵的差不多都是穿得比较寒酸，最穷的冬天没有棉衣或者棉絮，经济情况稍好的也经常和当铺打交道。当了又取，取了又当，一时无钱取而怕“死当”的（当期满期不取即由当商处理），就赶紧去把利息付清延长当期。

有的缝了一件新衣，珍重地放在柜里，或做客或新年才穿一下，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还有，一个人出去做客或是参加亲友的喜庆没有像样的衣服，就去找人借来绷一下面子。

最让人痛心不已的例子，就是正兰头甲金某没有钱过活，把一套军服当了。春季合操须穿军服，他没有钱取，借了几处也因别人闹贫不曾借得，一时情急，便用明火枪自杀了。

由于食口渐增，粮米有定。而“有定”的粮米也不过温饱，稍“不会吃”便会饿肚子。因此不少旗人每天只吃两餐，甚至还有吃一餐的现象，致使食不常饱，面有饥色。

还有缺钱用的，把每月生活的食米预卖几个月，当然价钱就比市价低得多。预米卖了以后，开始当卖衣物……据说当时有个满族石老六的，住在东二道街，手中比较宽裕，在小南门外君平街开一个大油米铺，专门买“预米”来卖，赚取差价。

贰

筹款施粥救济八旗孤贫

咸丰十一年，成都将军崇实在任内，甚至采取筹款施粥的方法救济八旗孤贫。

不仅衣食不保，而且旗人住也成了问题，有的甚至居无定所。一般旗兵家里大多是最初时分得的三间官房，而这些房屋大都是年久失修的陈年老屋，东倒西歪，以至于吹风就不能点灯。

不少兵丁家里的情况是，屋内一间两间破床，几张破桌破椅，一口破锅是唯一的生活工具。有些人家因屋漏瓦稀，把房后的瓦匀到前面，后面盖上谷草，或用竹笆上面糊上灰泥。而那些没有房子的，就三家五家住在城墙上的堆子房里。堆子房是预备军务时守城住的，他们住在里面，地上铺着谷草，草上放张破席，砖石作了枕头。

这种乱七八糟的局面，与其说是兵营，还不如说是“栖留所”（清时乞丐住的地方）。到大清末日之际，一些旗人家的四周墙垣倒了后，无力再筑。

清代末期（辛亥革命以后），财政困难，官府腐败，裁旗停饷，驻防八旗的粮饷难以到位。其惨境，可以从1914年成都驻防上书大总统的一份奏章一览无余：

“停饷已七十余日，拯贫之日所领之款，尚不敷以偿停饷以前之债。智穷计竭，有仰药自杀者，有将所领之款交付父母而投河死者。有家累之人，于万难之际，亦只能从事于负担提篮，各图小贸，以图暂时之苟活。夫十里之城，聚增无数之小贸。供多用少，无路畅销，终旧鲜济……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街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男女老幼，中宵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酸鼻！”

至此，旗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随着大清这座大厦的轰然倒地而荡然无存。

叁

满城原有四道壮丽城门

从中国建筑历史文化上看，八旗兵集中居住的宽窄巷子，今天看来可以堪称川西民居的典范。由于八旗子弟的生活闲散，追求享受，使这个区域成了成都休闲文化的发源地。

就是今天，每每站在巷子的中央，我想象得出，当年那样的环境，一定像陶渊明笔下写的那样：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我站在小巷子里，依然听不到嘈杂与喧嚣，相反还隐约可闻蝉鸣之声。

宽巷子和窄巷子很像一母所生的弟兄，许多地方都极相似。这一来，也就营造出一种悠闲与宁静的韵味。巷子两边的民居已经老态龙钟，敦实的门柱立在红色木门两侧，历尽岁月剥蚀风烛残年的拴马石很容易把人带回遥远的年代。

那些灰红色的铁锈，在无声地暗示着曾经的沧桑。

清代，满城修建是有完整的严密的计划的。据载，凡划入满城区域内的汉人官署和住宅，一律迁移到大城。满洲将官一家占地多少平方丈，骑兵、步兵每家占地多少平方丈，都有严格的制度。

甚至房屋修建格式高低也是定制划一了的。一直在满城居住的满蒙老人刘显之，如是描写少城的兴衰——

“少城的城墙，北面从八宝街东头起到大城西门（原名清远门）城墙上（北栅子）；东面从八宝街东头向南到羊市街西口接明朝藩王遗下基址，直到西御街西口一段，再从此经半边桥（原名灵寿桥）西过君平街与小南街相接地方到西较场和南较场之间再到南大城城墙上（南栅子），这是少城从北到东到南的城墙，西面的就是西门到西南较场之间的大城一段。

少城的城门共有四道，在南的一道叫安阜门（小南门），在今小南街与君平街之间；在北的一道叫延康门（小北门），在今长顺小街与宁夏街之间；在东的有两道，一是受福门（又称羊市小东门），在今羊市街与东门街之间；一是迎祥门（御街小东门），在今祠堂街与西御街之间。

四门中，迎祥门显得壮丽，城楼上有两道匾，向里写的是‘少城旧治’，向外面的写作‘既丽且崇’，都是白底黑字。

辛亥以后，1912年首先拆毁北段城墙（八宝街到老西门城墙上的），随后又拆南段的（包家巷到西南较场之间），西御街西口到羊市街西口（东城根一段）到1912年才被拆毁，最后存留在人民公园到小南街的一段在1935年拆除，从此少城城墙完全消失。”

作为“满城”血脉的延续，刘显之对200多年来少城发生的一切，都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那条形如“蜈蚣”的城池一直活跃在他的眼里和心里。

其实，在每一个成都满蒙人甚至成都人心里，都保存着那只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蜈蚣”。

1912年辛亥革命后，打破了满汉界限，改称“满城”为“少城”，改“胡同”为“街巷”。这个时候，少城的城墙和城门在一片破旧立新中变为瓦砾，少城内的建筑也大都被拆建或改建。城内的满蒙居民由鼎盛时期的两万余人，锐减至两三千人。

后来一些达官贵人来此辟公馆、另宅，使得一些古老的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秦张仪时的“少城”行政级别是县治，号成都县。虽然平时是商贾互市的经济中心，一旦有警，少城又成为大城的屏障。少城在靠西边的位置，因为兵患往往在西侧，所以这里至今有营门口等地名。

由成都建城的故事可以看出其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幽深的防御之术。

只是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少城这样的功能早已不存了。

后来随着成都城池的长高长大，少城已经淹没在很大很大的“大城”之中了，少城的旧时模样，也只残存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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