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借鉴的深圳经验

图为成都市青羊区夜景本报资料图片

吴思康谭保罗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共同话语，深圳作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深具象征意义。

如今，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使深圳市有了更加明确的战略定位。

这些年，深圳成为了很多国内城市学习的标杆，特别是一些北方和中西部城市纷纷前来深圳“取经”。但不可否认，国内城市现在面临的大环境早已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那么，深圳崛起的经验现在是否还能被兄弟城市学习和复制？深圳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如果一定要向兄弟城市推荐几条深圳经验，可以说有以下几条可以借鉴。

经验一 营造市场化环境必定是长期行为

市场化这三个字，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但真正理解它的内涵、它的机制构建，以及养成一种市场化的思维模式则非易事。深圳过去的成功，就是因为市场化成为了城市的灵魂，是市场在配置资源，在选择企业。目前，深圳的全球500强企业有7家，销售过千亿元的企业有13家，销售过百亿元的企业更是有60多家，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出来的，而是市场选择出来的。

十几年前，深圳也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巨头。但到了今天，这些当年的巨头在深圳已经泯然众人，或者根本找不到了。这就是市场化的力量。深圳很多好企业最开始都是“游击队”成长起来的，它们生命力旺盛，适应性强，在市场化的环境下，长成了中国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的企业。

营造市场化的环境必定是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行为。现在，一些地方流行“抢企业”，就是用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把企业吸引过去。这是短期行为，短期内有利于官员的政绩和当地的经济数据。抢一个企业，几天见成效，但打造一个区域的市场化环境，则要几年，甚至更长。深圳市场化环境的形成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结果，历届政府都将市场化意识一以贯之，尊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精神，不搞长官意志，才有了今天的市场化环境。

经验二 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智慧

千万不要小看“三来一补”。当年的“三来一补”，从根本上奠定了深圳产业界的国际化基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来一补”最高时曾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以上。“三来一补”看起来低端，但是那个时代深圳不多的选择。而且，它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这使得深圳的工业直接接入了国际分工，实现了生产管理、市场运营和销售服务三个方面的国际化。必须注意，在深圳搞改革开放的同一时代，中国内地包括长三角等很多地方也掀起了创业热潮，一些人下海办企业。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短缺时代，有产品就有销路，办工厂成功的概率并不低，因此很多人先富起来。

但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在商品领域的不断开放，很多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企业开始没落。为什么？因为它们的管理和经营没有跟上。换句话说，它们在国际化的竞争中被淘汰了。但深圳企业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挑战，它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竞争，早已适应全球化。以华为为例，华为的土耳其公司，他们的当地员工超过90％，在华为俄罗斯公司，当地员工超过85％。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深圳很多企业的确做到了。

经验三 让企业在法治化的环境中大胆竞争

20世纪90年代，深圳发生了贤成大厦案，它曾被法律界称为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行政诉讼第一案”。这件事当年曾有很多报道，简单说就是有一家外资公司状告本地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合法。最后，法院判决撤销了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件事的关键在执行，本地政府部门并没有阻挠执行，这在当年不可想象。案件的终审判决是在1998年7月，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案子对提振外资在深圳的投资信心，树立深圳的法治化形象非常有价值。

法治化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讲，它等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设立一道无形的防火墙，让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平，能真正调动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做大做强的冲动。举个例子，截至2019年5月底，深圳商事主体总量已达到321.9万户，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如果算人均拥有和单位面积的企业数量，那么深圳更是大幅领先于其他城市。

政府不干预企业，而是让企业在一个法治化的环境之中大胆竞争，这就是法治化的力量。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深圳，很多销售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家，他们连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在部分城市，这可能不可思议。

经验四 注重城市经济竞争力的五个“度”

判断一座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在吴思康看来评判体系中有五个维度，分别是投资热度、法治力度、人才满意度、创新活跃度和“国际＋”的高度。

投资热度的核心指标之一是市场主体的数量。注册公司、经营公司是一件花钱、花精力的事情，是理性人基于自身长期利益做出的选择，是“用钱投票”，最能看出市场个体对一座城市的长期信心。

法治力度则是法治政府的建设，在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法治政府排名中，深圳长期位居第一，广州也长期居于榜单前列。

人才满意度并非是简单的人口流入情况，而是要侧重于“有效人才”。人才来到一座城市，必须要能人尽其才，人才库要形成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撑。在一些城市，大学生数量可能非常可观，但就“有效人才”这一指标来说，它们的得分并不高。

另外是创新的活跃度，很多城市的科教资源远比深圳优越，但创新成果未必比深圳多，围绕创新的投入产出或者说创新的效率、创新的活跃度未必比得上深圳。

最后是“国际＋”的高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都会面临越发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因此城市的竞争力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来审视。现在，深圳的年工业产值约2.8万亿元，其中约1.4万亿元是外销，占比50％。国际竞争力才是真的竞争力。

经验五 提升创新质量 从“相马”到“赛马”

城市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必须在现有的经济体制框架之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以实干的态度来推动具体改革，为市场主体解决那些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中央的政策已经很好，但具体落实得怎么样？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些地方的科技主管部门其实有不小的权限，对企业的科技创新资金的发放有着决定权。而且，资金量不低，一个项目可能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但到底给哪家企业呢？以前的通行做法是企业申报，专家评审，这样做形式上是透明的、公平的，但最后拿到创新扶持资金的，可能并不是那些真正愿意创新的企业。一些企业为了拿到资金，会外聘最华丽的申报“天团”，都是业内的顶级专家或院士，最后，交上一份华丽的申报材料。但实际上，这些专家只是挂个名，并不会真正参与申报单位的科创活动。最后，谁的名头大，谁的申报书做得好，谁就拿到了资金。

现在，深圳的科技创新委正在做相关的改革，即建立科技攻关项目的动态竞争机制。比如，同一个项目会在三到五家主体之间竞争，而且是分阶段竞争，半年考查一次、一年再考查一次。于是，这种动态机制就把以前的“相马”变成了持续的“赛马”。这种小小的改革，无疑会很大程度提升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科研成果的创新质量。很多城市都希望来深圳学习创新经验，其实创新环境的打造，背后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改革来构成的。城市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大部分可以做的改革创新，都和现有的经济体制大环境不矛盾，空间很大，事在人为。

经验六 充分发挥信息产业的“弹性”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研究经济学，里面会提到一个概念叫作产业的“弹性”。就是说，当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经济总量开始增长，所有产业都会相应扩张，但大家的扩张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大，有的小，背后是产业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弹性”有所不同。

从最近十几年的全球化来看，信息产业的“弹性”应该是最大的，华为、腾讯就属于这个产业，而深圳的支柱产业也多半属于这个产业的大范畴。未来，这些产业依然会快速扩张，而且它们必然愈发趋于技术和知识的密集。在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并不会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因素，能否继续吸引全国和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才是未来制胜的关键。

本文为《南风窗》常务副主编谭保罗专访深圳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文章经《南风窗》杂志社授权转载

作者：吴思康，深圳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谭保罗，《南风窗》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南风窗》城市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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