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故宫文物秘存大慈寺（上）

故宫文物南迁线路图

1938年故宫文物从汉中迁往成都的途中

1933年故宫文物集聚在故宫午门前预备南迁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快雪时晴帖》（局部）

龚静染/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在日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批汇聚了中国文化精粹的南迁文物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里西行。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故宫文物悄然运到成都，秘密存放在千年古刹大慈寺，此后转运峨眉，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故宫文物南迁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上百万件文物竟无一丢失，几乎未遭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奇迹。

临危变道 国宝入川

从1937年11月20日始，故宫文物分水陆两路向内地疏散。水路由两艘轮船载着9369件文物从长江经重庆入川，陆路搭乘三列火车，抢运7286件文物，经西安抵达陇海线的尽头宝鸡。12月到达宝鸡，文物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1938年4月11日运往汉中，存放在汉中文庙、褒城县宗营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张寨大庙。

在北路文物南迁途中，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收到“成都五老”之一的方鹤斋写来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宝器不教沦异域，劳君跋涉万重山”。马衡在回复的诗中写道：“多感殷勤珍护意，举杯相嘱看岷山。”显然，马衡的设想是让故宫文物很快地深入到岷山中，在一片大山中寻找藏身之地。

早在1938年4月，马衡到成都拜会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要求他派人保护故宫文物入川。4月30日，邓锡侯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邓汉祥，希望予以支持：“兹拟由本署暨贵政府会同饬令成都警备司令部，派队协同保安队及成华县府负责保护。”

在落实了地点之后，故宫博物院又与四川公路局和新绥汽车公司（当时四川只有这两家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运输合约。当时从汉中到成都有近六百公里的路程，道路上常有险恶之处，损失难以避免，所以在这个合约中，新绥公司坚持要对方支付回程空车的费用。虽耗费沉重，但故宫博物院也只能无奈接受。不过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知道西北一带缺少盐，如果能接洽四川盐务局运盐到汉中，岂不是一举两得？”（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

桥盐入陕 乐山盐商义举

故宫博物院古物院馆长徐鸿宝找到了当时的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5月上旬的一天，缪秋杰从自贡到成都与马衡会面。马衡希望能够以运盐到陕来弥补一点运费。

就在不久前，缪秋杰收到了犍乐盐场的一纸申请函，请求四川盐务管理局对五通桥的积盐进行疏销。当时四川盐区采取“统治自由政策”，即由盐务局每月核定盐价，盐商在政府监管下进行销售。乐场每月官定的盐引额度为303引（1引为一万斤），而实际生产已经超过350引。这多出的盐卖不出去，便急切请求增加每月盐的销售额度，消减积盐带来的经营负担。所以当故宫博物院提出运输的要求时，缪秋杰就想何不把五通桥的存盐卖到陕西去，既解决了产销问题，又帮助了文物的运输，可谓一举两得。

故宫文物南迁押运负责人之一欧阳道达后来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一书中记载说：本院初为减少回空车辆，除经建设厅代揽商货外，复由新绥汽车公司与乐山盐场运商办事处订约，利用本院回空车辆载运销盐。

1938年5月20日，缪秋杰派府岸督销委员陈炜崇专程到五通桥落实运陕之盐。一到五通桥，陈炜崇就让盐务分局马上召集乐场的场运两商开会。他宣布了四川盐务局的决定：从5月底开始，五通桥的积盐可向陕南输销，场价运本暂不计算，到陕西卖了盐后，得价若干，再行分配。

盐商们认真算了账：从成都到汉中566公里，汽车每辆可载盐36担，每公里每吨需油费4角5分，折合每担运费7元7分，又陕南附加每担3元，这还不包括从五通桥到成都的运费，及在蓉陕两头的上下货费用，而且陕南市场的盐到底卖多少，也茫然不知，此行很可能赔得血本无归。盐商私下合议后，给缪秋杰发去一封电报，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运到陕南的盐由谁来接收，款项由谁支付？二是五通桥的巴盐是否适合陕南市场？

商人喻于利，有人提议婉拒此事：“（运盐之事）不知财力是否胜任，徘徊揣测，尊命无从，希另行推销陕南有效办法。”实际上，这封起草好的电报原本打算5月27日这天发出，但盐商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提出不能光算经济账，还应该从支持抗战的角度考虑问题，何况故宫文物疏散后方是件大事，商人不能只重利，在国家危难之际，此事可当义举。

支持的盐商最后占了上风，首批1000担盐准备起运。在起运之前，乐场的场商和运商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此次运陕的盐在运费及盈亏上各自承担一半；二是为争取时间，首批盐从成都拨借岸盐1000担，不从乐场转运；三是场商处派曾俊渊，运商处派叶文恭作为代表随车押运。1938年6月7日，五通桥盐区乐场又与新绥公司签订了合约，并请四川盐务管理局及故宫博物院作为介绍人在合约上共同签字证明。

一波三折 意外引发侵销风波

然而川北十场从成都的《新新新闻》报上看到桥盐准备入陕的消息，对这一严重的侵销行为，既震惊又愤怒。1938年5月31日，川北十场的盐商代表齐聚三台商量对策，由三台评议长刘云鸿起草电文，以示警告：“顷阅《新新新闻》登载乐场一则，不胜骇异。查陕是北厂销区自抗战发生，食盐缺乏北厂奉令增加生产运盐济销，积盐尚未销出。兹以新绥公司运古物来川，复配足大批盐斤挟回车时运陕，现准备就绪，贵场似无运济之必要，特此电达，希赐亮察为荷。”

乐场评议公所为了平息川北盐场的情绪，迅速发去一份公函解释此事：“此次乐盐运济陕南，乃系出自管理局之意旨，纯为故宫博物院搬运古物到蓉，回时无货可载，照顾汽油费免遭重大损失，是以有载运乐盐接济陕南之举。并查敝场成本甚高，单以由蓉至汉计算，每担运费约需要八九元之多，亏折甚巨，良非得已。贵场如愿接济，请即向管理局呈明，敝厂自当乐于让与也。”川北盐场知道这是顶头上司四川盐务局的安排，也是抗战时期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同时还有亏损的风险，也就默不作声了。

故宫文物是从5月26日开始由四川公路局的5辆车转运的，第一批车到达成都后已经是6月中旬，“这日期距文物全部运到汉中，只有一个半月。”（那志良《抚今忆往话故宫——故宫五十年》）

新绥公司把桥盐起运济陕则是从6月18日开始的。第一批盐有540担，分装14辆汽车，走了两天到达广元。当继续在川陕公里上行驶时，就遇到明月峡一段塌方，汽车只好返回广元等候，哪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多天。这一路的艰险，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是深有体会，当时院长马衡与李济受故宫理事会的委托，专门去视察过沿路的情况，险象环生的道路让两位大学者在惊恐中吃尽了苦头，吓得弃车步行。在路途上的生活也让他们烦恼，“论到吃，一进饭铺，桌子上落满了苍蝇，黑黑的一片。”“论到住，我在成都虽然替他们买了两份铺盖，旅馆里的蚊虫、臭虫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大小便都要到猪圈里去，臭气熏人。”（那志良《抚今忆往话故宫——故宫五十年》）

在故宫文物的运输中，有一次车在经过绵阳附近时遇险，车轮滑到了沟里，幸好只是把车摔坏了，而文物箱子却未被震破，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算是逃过了一劫。新绥公司不敢再出事故，异常小心谨慎，沿途走走停停，一直到7月6日，首批桥盐才安全运抵汉中。

泡菜营销 难改桥盐滞销

盐到汉中，真正的问题才出现。当地老百姓没见过巴盐，甚至都不知道块状的巴盐怎样食用。过去，陕南销售的盐一是青海花马池的湖盐，一是川北南部、绵阳的花盐，这两种盐都是颗粒状，难怪他们一看到雪白的像石头一样的大块盐会感到很好奇。对于饮食习惯的不同，押解办事人员曾俊渊和叶文恭忐忑不安。

盐一上市，不受欢迎，因为桥盐明显要比当地的盐贵出不少。成本不一，质量也不相同，花马池盐是湖上的结晶体，成本虽低，但颜色呈黄，杂质很重，不能同五通桥的巴盐比，因为巴盐是用炭火三天三夜熬出来的，盐质相去甚远。为了推广桥盐，他们想了个主意，把块盐研成粉末分送当地的一些机关团体，让他们品尝桥盐的风味，然后再与当地的食盐相比。他们甚至分别用两种盐泡了两坛泡菜，摆在街上，请当地人品尝，因为桥盐泡出的脆度与口感大为不同，孰优孰劣一下就能比较出来。但即便如此，销售还是很难打开，当地人吃惯了便宜的青海盐，并不想多掏钱买外地盐，当时桥盐到汉中每担连税带费的成本是24元左右，而市场售价只有19元，亏损已是必然。

1938年7月17日，叶文恭押运任务完成后单独回到了四川，只留下曾俊渊一人留守汉中。曾俊渊一个人也无能力打开销售局面，便给乐场发去电报，要求暂时停运已经准备好的第二批盐和第三批盐。1938年8月，缪秋杰到汉中视察，焦头烂额的曾俊渊详述销售情况。缪秋杰无奈同意了停运建议，让汉中盐务收税局尽快跟乐场结清账款，并对乐山盐场支持故宫博物院的事表示感谢。此后，曾俊渊委托福庆生行的老板把二十多担余盐处理掉，这才离开了汉中回到四川，他的这趟桥盐济陕之行共用了130多天。

很明显，乐山盐商在经济上吃了亏。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写道：“嗣以川盐运陕销路不畅，盐商不欲续运，而新绥汽车公司亦感回程运盐不若载运他货有利可图，故运盐未久，即改由新绥汽车公司自揽商货。自始至终，回程并无空车。”后来故宫博物院在成都—峨眉这一段仍然是与新绥汽车公司合作，它对故宫文物的南迁还是支持很大。

（本文节选自《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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