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向海外阐发观点

起先，《当代中国导演观点》并无在国内出版的计划，这本是一部面向海外出版的中国导演访谈录，也可以说是第一部在西方出版的中国当代戏剧导演阐发自己观点的著作。

作为这本书的中方主编，中国戏曲导演、川剧表演艺术家田蔓莎为这本书的策划、采访、翻译再到问世，花费了不少精力。书在德国出版之后，反响不错。她觉得如此丰富精彩的内容不让国人分享实属遗憾，因此决定把这本书带回中国出版。

《当代中国导演观点》收录的文章和采访实录来自林兆华、王晓鹰、孟京辉、田蔓莎、田沁鑫等12位中国戏剧导演，正如田蔓莎所说，这本书非常真实地呈现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家的思想、创作方法等，可以看得到中国艺术家的成长。

中国意象 现代表达

□王晓鹰

中国戏剧、戏曲导演，导演学博士，国家一级导演。出生于195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

有一种说法，“越是传统的就越是当代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国际的”，这话有道理但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如果世界对中国文化艺术、中国舞台演出的印象全由传统文化信息构成，世界并不会真正认为中国文化跟上了现代发展，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语境。

让中国文化进入国际语境的途径有很多，在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我追求创造一种“中国意象现代表达”。这是一种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上的整体性的舞台意象，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可以包括绘画、书法、音乐、服饰、面具……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戏曲，但它呈现出来的结果肯定不是戏曲本身，还可能完全不像戏曲，但却会通篇浸透着中国艺术的气韵，整体传递着中国文化的美感。而且毫无疑问，它应该是现代化的，传递着现代的文化信息，蕴含着现代的情感哲思。

“中国意象现代表达”，要充满中国情感和中国文化内涵，更要表达当代观察和当代哲理思考。中国式舞台意象，毫无疑问要从中国戏曲中汲取丰富营养，但又不能简单套用中国戏曲表演程式和形式技巧；它要在中国传统艺术、传统美学中浸润，更要在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表达。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越是传统的就越是当代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国际的”这句论断才有实际意义。

先锋是一种创作状态

□孟京辉

中国实验戏剧导演，国家话剧院导演。出生于1964年。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艺术总监、杭州当代国际戏剧节艺术总监、深圳戏剧双年展艺术总监、乌镇戏剧节发起人之一。

十几年前先锋戏剧不仅为新生代思潮提供了温床，还责无旁贷地把怀疑、对形式感的追求、叛逆意识、愤怒的心理状态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现在，条件、氛围、基础、功夫、穿透力都比以前好得多，而创作上却显得筋疲力尽、无的放矢、茫然和语焉不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先锋实验戏剧正面临一次真正的考验——美学意义上、社会意义上和个人意义上的。

我曾经把做先锋的人称作“苟活至今者”。“苟活”说的是一直坚持先锋，还能一直活下来不容易。其中过程需要忍耐力，需要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的能量。但先锋的现实境遇并非凡夫俗子所能担当，多数人是不能先锋——缺乏那个能力，有的是不先锋——缺乏那种承担，也有伪先锋。先锋性不一定意味着小众，事实上它代表着人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状况和未来的自信。无论是先锋实验还是传统继承，无论是个人内心喷薄而出的还是大众的集体无意识，都反映着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创作者是不是热爱生活，是不是有想象力，是不是把内心的东西真诚地贡献出来，这个标准比较重要。我认为的先锋性是一种创作状态，一种豪迈的人生姿态。这是永远要坚持的。除此之外，它还是对自己的一个鼓舞，就是你永远不要停。

中国的戏剧还处于一个混乱阶段

□周可

中国戏剧导演、编剧。出生于1975年。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上海第一家民营剧场“可—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

在中国，导演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成功的导演往往被捧得高高在上，然后从真实的生活中被架空，再也听不到一些批评的声音。时间长了，他只会利用自己的经验排戏，作品就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僵化的东西一次次呈现，这是很可怕的。

还没有成名的年轻导演有更多的机会拿到资金独立执导戏剧作品，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今天的世界。他们的视野更开阔，有很好的鉴别能力和审美能力，但同时也会大胆“借鉴”西方的作品，未经消化和思考的“拿来主义”，使作品失去了导演独立的思考和思辨能力。

也有一部分作家导演，他们对文本创作有着极高的要求，从东方美学出发，尝试从自己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与西方戏剧的批判精神兼容并蓄，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的戏剧现状还处于一个混乱阶段，同时也是最佳的上升时期，娱乐时代终将会过去，中国观众的文化素养也会上升到另一个层面，观众需要更高级的作品去欣赏。观众素质的提高会促使导演们进步和成长，而导演们的思考和求变也将促进观众素质的提高。

相信未来的年轻导演，会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浮夸；多一些挑战，少一些附和；多一些勇敢，少一些功利！

改变艺术先要改变自己

□王翀

中国实验戏剧导演、中国新浪潮戏剧发起人，出生于1982年。被誉为“改变着中国戏剧的面貌”的最受国际瞩目的中国年轻导演。

改变艺术易，改变艺术家难。

我改变自己的方式，首先是不用手机。我发现，手机成为了艺术创作的障碍！手机让你时刻“与世界相连”，却阻止你亲身感受身边的世界。手机推送“十分钟之前的世界大事”，却阻止你活在当下。手机让人焦虑地自拍、无脑地围观、痴呆地按键——让人停止思考。从2015年开始，我有意不带手机去排练。2016年，我彻底不用手机了。

我还活着。而且我活得更好了。我34岁那年，导演了我在国内最大的制作、写完了我的第一部完整剧本、获得了第二个剧本的资助、走过7个国家22个城市、开始写日记直到现在、阅读量超过中学毕业后的任何一年。还有就是，《大先生》被评为年度最佳华语戏剧。

戏剧艺术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处理一段连续的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搞戏剧的，我必须对时空的节奏更加敏感，让它精确、微妙而细腻。拒绝手机和社交媒体，让我的心更静，注意力更集中，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真正的读书和思考，而不是社交媒体上的那种“读书和思考”。

2017年，我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完全没有电的房子，我管它叫“停电亭”。在没有电的地方，人的注意力和想象力能还原到“人的状态”。停电亭不是表演作品，而是人生作品；它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艺术家自己。停电亭在北京的闹市里。如果有一天，你来找我，你必须把手机和电脑存在家门外的保险柜里，才能进屋。你会发现，屋里没有电源，没有空调，也没有电灯——我们白天晒太阳，晚上点蜡烛。

然后，我们可以聊聊戏剧。

对话

田蔓莎：西方对中国戏剧的了解还太少

田蔓莎，当代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戏曲导演。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原副院长、硕导，柏林自由大学“表演文化交织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两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ITI德国中心现代音乐剧场“特别奖”。2018年荣获亚洲文化协会（香港）“三十年影响力”大奖。

成都商报：这次疫情，包括伦敦西区和美国百老汇都关闭了所有剧院，国内的剧院演出也处于停滞状态，您在这段时间，对戏剧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思考？

田蔓莎：面对疫情，每个人都身在其中而无法逃避，我也不能置身事外。在这段不安而静寂的日子里，戏剧人面对剧院关闭、演出不能进行，一些人也没了固定收入，但他们中仍然有很多人坚守着自己对戏剧的那份理想和责任，尝试着用各种方式与艺术和观众保持着连接，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面对全球疫情蔓延的未知，突然的暂停，也许真是到了我应该反思的时候了。在我心中，戏剧是神圣的，戏剧的力量，是来自于它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她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度关注与真实反映。我希望能继续带着我的真诚去创作下一个新剧目。

成都商报：这本书先有德文版，再有中文版，本身也是为了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戏剧，但不同语言的转换容易造成误差，戏剧的东西方交流是否存在相似问题？

田蔓莎：这本书在出版德文和中文版时，确实遇到了中文翻英文、英文翻成德文，又从德文翻回中文的多次翻译转换的问题。多语种多次的翻译过程，确实出现了“翻译转换过程的误差”。还好，我们最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在我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经验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交流双方的真诚和相互尊重，然后就是要倾听对方的声音，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要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客观认识和自信，做到不卑不亢。我想，这样的交流合作，双方的误解会减少很多。

成都商报：诚如宫宝荣教授所言，中西方的戏剧交流双方不相等、不相称，这也造成了西方文化的语境、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的戏剧作品有着较高的地位，我们应当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您认为中国文化进入国际语境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田蔓莎：是的，这里面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中国的戏剧书籍在国外翻译出版很少，而西方戏剧书籍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很多，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了解，远比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了解更多更深入。我们真正能够征服或者完全得到西方观众认同的中国戏剧作品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中国戏剧书籍在西方出版发行，有更多的导演作品能够呈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 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新闻推荐

疫情下的艺考 “云考试”难住艺考生：视频初试感觉像“自嗨”

小杜学习艺术课的地方小杜是一名音乐表演流行演唱专业的成都高三艺考生，如果疫情没有发生，他此时已经拿到了校考成绩，正...

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