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之花（下）

宋代沈子蕃《梅鹊图》轴。

宋代林椿《梅竹寒禽图》。

清代汪承霈《三春韶牡丹图》。

北宋牡丹图。

□ 马琳

细想来，梅花成为思乡之物，或与南北朝划江而治有关。这种情愫，在数百年后的赵宋南渡时，蔓延出前所未有的悲情。梅花，是国仇家恨里生出的闲情逸致。

壹

梅花的高洁与悲情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铜鼎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梅核。有关于梅的记载，只是可以吃的梅子，如《尚书》里“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如《礼记》里“桃诸、梅诸、卵盐”，如《诗经》里有“缥有梅，其实七兮”“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春秋时期的越国使节出使梁国，会手执一枝梅花作为见面礼，向梁王问候致意。因梅花普遍生长于气候温润的吴越之地，大概是取其在北方罕见，所以才千里迢迢地作为礼物带给梁王。

而真正的观赏梅，应始于汉。《西京杂记》里有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汉上林苑有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扬雄的《蜀都赋》里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成都的绿化工作和今天一样也有栽种梅花这件事。赏梅，逐渐成为汉人的一种习惯。

自然而然，咏梅的诗歌也开始出现。魏晋时的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里唱道：“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杜鹃竹里鸣，梅花落满道”。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某日午后在含章殿的屋檐下静卧，一朵梅花飘零而下，正好落在了沉睡中的公主的额头上，五朵花瓣栩栩如生，淡雅秀美，宫女们以为公主顶着个花瓣到处走，结果发现这朵花竟是花痕，拂之不去。鉴于梅花不是四季都有，于是爱美之人就用很薄的金箔剪成花瓣形，贴在额头或者面颊上，这便是风靡千年的“梅花妆”。

还是在南朝，名士陆凯行走在横浦驿的梅岭之上，盛开的梅花忽然让他想起身处长安的好友范骅，便折梅一枝，托驿使送去，并附纸赠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种馈赠仿佛接引了千年前越王与梁王的情谊，但比千年前更有情调。

南宋都城杭州，皇家、官僚、士人中赏梅之风盛行，王公、贵族家多辟有“梅林”“梅溪”“梅园”“梅圃”“梅屏”“梅坡”等。钱王宫梅岗亭有千树梅花；孤山之阴缭岁寒亭皆古梅；皇宫御园内的梅堂苔梅；张功甫梅圃玉照堂观千叶缃梅；西泠桥有红白梅花五百株……均赏梅佳处。偏安的诸皇帝中，第一梅痴当属高宗赵构，某日谒款泰坛，过易安斋，见有梅岩，喜爱之余作诗夸赞，但这梅他却不认识。于是便问主僧：“此梅唤作甚梅？”主僧答：“青蒂梅”。顾名思义，此梅之花蒂应为绿色，或是“绿萼”，但无论如何，这种梅花应未见于当时的宫苑之中。其实，这些皇宫深苑里的梅花，就是“宫梅”。一百年后的宋理宗赵昀，召见画家丁野堂问道：“卿所画者，恐非宫梅。”丁野堂回答：“臣所见者，江路野梅耳。”可见宫梅与野梅的区别之大。

在南宋，有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梅花专著，即范成大的《范村梅谱》；而张功甫的《玉照堂梅品》更是一幅南宋贵族官僚赏梅的详细画卷，富丽奢华之气浓郁。

仍是在南宋，如果说生活在早中期的诗人、词人们，是以梅花标格比拟自己，意在表现抗金图存的爱国之志的话；那么到了宋亡已成定局的情势下，大多文人的咏梅之作，则是在表达他们效仿梅花洁身自好，宁当亡宋遗民也不愿委身事元的悲苦无奈之感。

南宋江山里的“一国之花”，苦得放不下，浓得化不开。

吕本中的《早梅》：“独自不争春，都无一点尘”，是一种先受佞臣秦桧之苦、再遭弃国离家之痛后仍能做到的不争与不染；“清夷长者”杨无咎多次辞谢朝廷征召，终身不仕，《柳梢青》里的梅花，就是与“茅舍疏篱”“淡烟寒月”为伴的自己：“宁宁伫立移时。判瘦损、无妨为伊。谁赋才情，画成幽思，写入新诗”；韩元吉的《梅花》：“本来淡薄难从俗，纵入纷华亦绝尘”，落笔天成，不事雕镌；陆游的《梅花》：“与卿俱是江南客，剩欲尊前说故乡”，是北望中原的哀愁；尤袤的《梅花》：“望远可无南北使，客愁空费短长吟”，充溢着世路艰难、思乡却不得归的怆痛之感；辛弃疾的《临江仙·探梅》里：“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梅花的冰肌玉骨为词人所景仰；姜夔的《疏影》里：“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仿佛听得见哀怨悲凉的笛声《梅花落》；刘克庄的《落梅》诗云：“一片能教人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花开花落的“权柄”，全在“东风”掌握之中，它忌恨梅花孤介清高，不让迎春含笑，“谬”作“主张”，到了何等程度！诗虽咏梅，诗人自我却隐含其中，又哪句不是在说南宋末年的黑暗腐朽？

贰

承载道德情怀的牡丹

牡丹成为观赏植物，是在南北朝时期，这比梅花要晚得多。由隋至唐，牡丹逐渐超越百花，成为“花中之王”。盛唐时期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开阔大气、雍容华贵的牡丹之盛，盛如唐诗。也就是从盛唐开始，牡丹的生物特性与审美属性，被强大的政治象征所覆盖。牡丹最热情盛放的地方，是蜜糖般丰腴美好的帝都——洛阳、开封。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一词，在刘禹锡《赏牡丹》诗以前，都是用来形容美女的。自他以后，称牡丹为国色者渐众：李正封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罗隐有“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李昉有“眼底见伊真国色，鼻头闻者是天香”，王十朋有“月陂春色满花枝，国色天香照雪肌”，王沂孙有“国色微酣，天香乍染，扶春不起”，张孝祥有“洛下根株，江南栽种。天香国色千金重”……宋及之后，国色几乎成为牡丹的专名。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花王一词，在皮日休《牡丹》诗以前，并无花王之称。自他以后，称牡丹为花王者渐众：毛滂有“小雨新晴，才过清明后。初见花王披衮绣”，韦骧有“天意似嫌群卉杂，花王留在晚春开”，李纲有“我昔驱车游洛阳，正值名圃开花王”，杨万里有“东皇封作万花王，更赐珍华出尚方”，黄裳有“已觉遍韶容，最后有花王，芳信来报”，方回有“忽见花王大如斗，始知天地有君臣”……宋及之后，花王也几乎成为牡丹的专名。

可以清晰地看到，国色、花王之谓，已与国家社稷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自唐发轫至北宋，已定型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牡丹，这朵承载着士大夫道德情怀、社稷安危的国色花王，开至南宋江山时，已明显水土不服了。

后来的明清，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北方，牡丹又再次被视为国家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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