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一块磁石，把人们吸附在一起

年度青年诗人玉珍、金小杰、王子瓜

诗，越写越简单

玉珍凭借《古老的梦》（组诗）、金小杰凭借《从众神手中抢回自己》（组诗）、王子瓜凭借《细雪》（组诗）获得了本届“草堂诗歌奖”的“年度青年诗人奖”。三位获奖诗人虽均为90后，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玉珍

授奖词：

玉珍的多数诗初看可谓“素面朝天”，那是尼采所谓“希腊前期”风格中与自然直接遭遇的书写，同时又带有年轻人特有的现代轻盈，以及与古典“求同”范式心理有别的“趋异”期待。在自然面前，选择在细节与日常中感受一种尖利的诗意，陷入属于她内部的小型沉思。她总能在诗中将微妙的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

“知道获奖消息后觉得受之有愧，有很多写得非常好的年轻人，还有比我更年轻的，我只能去写得更好，希望以后拿更多好作品来表达感谢。”得知获奖，不善言谈的90后诗人玉珍有些意外。

或许是从初中开始，玉珍开始创作诗歌，但那时她还有些懵懂。渐渐的，她有了自己的风格，“作品走向成熟就像个人走向成熟一样，是个抽象的过程，一切的记忆形成了现在，一切的努力形成了现在，影响我风格的也是这些。”

玉珍的诗歌中记录了大量关于故乡的内容，故乡对她而言“非常重要，极其重要”，她形容这种重要程度就像吃饭和做梦一样寻常，与家人、亲人一样寻常，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都是珍贵的。如今交通便捷，当玉珍再回故乡时，她发现有一部分变了，“但一切都在变，也总有永恒不变的。”回忆起那片土地，玉珍说虽然比较偏远，但自然风光不错，民风也淳朴，像是个宁静的世外桃源。

对于诗歌风格，“这要看表达的是什么，以及如何表达。”玉珍说，任何人的记忆中都有不同的晦暗和美好，它们都可以用任何方式呈现。至于诗歌是否需要“深刻”？她认为，物质丰饶和满足确实会造成一部分人的懒惰懈怠，但任何时代都有写得“不深刻”的诗歌，也总有人写得很“深刻”，这决定了深刻这个词和个人在不同时代处境中的面目，关键也许在于思考与个人精神觉悟的程度。

1990年出生的玉珍，如今站在30岁的路口，“我觉得寻常的生活和自我的拯救非常重要，我暂时只想做好想做的小事，而具有一定野心和计划的大事暂时没有想，也许明年我会想想。如果一定要说个目标，我希望生活和家人健康快乐，创作上写出满意的东西。”对于30年的人生，玉珍认为，“我的青春期来得非常晚，我觉得我还在青春期。”

作为90后诗人，玉珍虽然很少阅读同辈诗人的作品，但她认为，“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力充满猛烈的能量。”

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金小杰

授奖词：

金小杰的诗简洁、质朴，平淡中透着忧伤，酸楚中带着温暖，在朴素的表达中揭示生活奥义，彰显人生况味。她写浩瀚生活中细腻的日常感知，写一个女人不可预知而又带着宿命般的命运，写一个女性复杂、幽微的情感和精神体验。在她这里，女性不是身体的反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恰恰是自传统以来的女性无法摆脱的角色和性别的命运悲剧，语调平静，但又满是哀伤、嘲讽、自怜、无奈和愤懑，呈现着她对外在世界和自我内心的那种独特而敏锐的感受力。

《草堂》执行主编熊焱曾评价金小杰的诗歌，“有时候会觉得写得稍有点简单，不够深入，意犹未尽。明明还可以再深一点，再多一点，但偏偏就戛然而止，也许，这正是你诗歌的特点。”对此，金小杰用“非常中肯到位”回答。她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写诗就像喝酒，微醺最好，喝多了，自己烦，别人也烦，所以我总喜欢留一小口，不管别人‘喝’还是不‘喝’，最起码闻个酒香总是好的。”

金小杰说，“有时候，学生会缠着我给他们讲童诗，我就会把他们带到室外，告诉他们头顶的云是诗，被风吹动的树是诗，忽然窜上天空的麻雀是诗。总之，诗越讲越简单，也越写越简单。”

现在，金小杰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母亲，她认为，角色的转换使她诗歌创作的方向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往大处看，我现在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女性群体中‘母亲’这个词的深刻。往小处看，我偶尔会将对孩子的感情流露笔尖。”比如前些日子写成的《道歉书》：“落雨，躲回宿舍/简简单单的一间小屋/一张床，一个衣架/就是我的全部资产/给家里打电话/事情还没有说完/一岁多的孩子就在喊“妈妈”/喊着喊着，我就会心酸/路远，加班/每天住校，一周/只能见一面/窗外，雨敲响树叶/我不清楚，挂断了电话/另一端的小孩子/会不会哭花了脸。”这首诗，是金小杰写的自己，是写很多母亲和孩子的境况，也是在写社会大背景下，很多女性无法平衡的事业和家庭。

“其实诗歌写作有很多‘坎’，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作为90后诗人，金小杰认为，大学时期，大家的创作热情都很高，毕业后，有很多朋友因为工作繁忙搁下笔，剩下的一部分还在赚钱和“远方”之间挣扎。工作几年后，30岁面对“结婚”和“生子”这两个人生大题，很多人在忙着“交试卷”的过程中，把诗歌丢了。

“其实，‘坎’也是挑战，迈过去的，就走成了路，迈不过去的，也就不知不觉地被湮没在生活的人群中。”

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王子瓜

授奖词：

王子瓜的诗展现着唯美而智性的风格，取材广泛，技术繁复，能够从校园生活、阅读体验、日常娱乐等不同领域汲取写作的养分，也能够充分借鉴从第三代诗歌运动到当下文学现场积攒起来的种种文学技巧；但不同的是，他的创作似乎还保留了一个青涩、天真或质朴的内核，这一内核保证了其诗作的鲜活之感。

“草堂诗歌奖是含金量很高的诗歌奖项，能够获奖我感到很荣幸，谢谢评委们对我的认可和鼓励。”获得“年度青年诗人奖”王子瓜很高兴。因为平时生活在上海，写作和交友的范围相对固定，这次获奖让他觉得自己的写作在成都这座城市产生了回声。

1994年王子瓜出生在江苏徐州。中学时代，他开始零零散散地写诗，直到大学时期才开始相对集中的创作。“可能到现在我还处在不断被启蒙的状态。最开始和大家大同小异，语文课本和一些普及选本选入的诗，一些机缘巧合读到的诗，早一些的像卞之琳、戴望舒、冰心，晚近一些的像北岛、海子，国外的诗人像普希金、拜伦、博尔赫斯。大学阶段逐渐发现特别喜欢的诗人，去深入阅读像阿米亥、里尔克、沃尔科特、张枣、朱朱。”

每个诗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对王子瓜而言，故乡是乡下外公外婆家。少年时代每个长假都在那里度过，他回忆道，外公外婆家，夏天夜里满天的星星，在院子里，用芭蕉扇驱赶蚊子，冬天的大雪和各式各样的鞭炮。去摸鱼、帮忙拉平车，和表哥去镇上打游戏。感觉特别自由，“代价就是假期作业我从来没有好好做过。”而那段日子经常出现在他的诗里，比如《长假》。

作为标准的90后，他认为他们这代人的写作大体上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得益于时代“红利”，大家受教育程度较高，知识体系相对完整。具体到诗歌方面，现在的诗歌爱好者能阅读到国内外一流诗人的作品，这使诗人写作的语言、技巧、主题意识等基本功相对扎实。“另一方面，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多还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写作，在先锋性和原创性上，我想我们都还有很多可以去做的工作。”

6年前王子瓜到过成都，在他心中，这是个有生活感的城市。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成都就已经是诗歌重镇，也是张枣、柏桦、欧阳江河等诗坛大家曾活跃的地方，如今有《草堂》诗刊、《星星》诗刊坐镇，早已是很多诗人心中的圣地。

柏拉图曾说，诗歌是一块磁石，把人们吸附在一起。王子瓜从不认为诗歌是少数人的文化，而有意义的诗歌一定能争取到更多的读者。不同的人从诗歌中获得不同的启发，诗歌在不同的人那里更新它自己，获得现实的触角。

年度实力诗人古马、李南

我写我心，爱诗入骨

诗人古马、李南获得了“年度实力诗人奖”。古马的获奖作品是《原形》（组诗），李南的获奖作品是《美好的事物总有缺憾》（组诗），他们的诗歌中传递了什么？今日，红星新闻记者对两位获奖者进行了专访。

草堂年度实力诗人奖：古马

授奖词：

诗人古马以三十多年的诗歌耕耘，坚守日常与古典的语言立场，以澄澈的意境抵达想象的秘境，拓展了汉语诗性在心灵结构与历史图景上的可能空间。他坚守“始于痛苦，终于智慧”的诗学路径，赋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般边塞诗歌新的美学内涵，同时赋予了生活本身的万千沧桑以蓬勃的诗意，并在希望与神伤，温暖与凄凉的审美悖论中，展开清晰而又多层次的人生况味，于现场与多思之间形成张力，在独特、真挚的书写中显示出诗歌救赎的力量。

红星新闻：你的诗曾被归为“西部诗歌”，你说“虽不认可但也并不反对西部诗歌的提法。”你觉得诗歌被归为某一类后，对于创作的影响是什么？

古马：对于我来说，写作的题材、范围还是比较宽泛，地域性只是一个方面，并且不局限于西北。我走过许多地方，足迹到处，有触动，就会有作品。诗歌被归类，那是评论家的事，但诚实地讲，对我个人的诗歌和创作没什么影响，我有我自己的写作方向，我写我心，不会受评论的左右。

红星新闻：诗人逃离不开的一个永恒话题是“故乡”。在你的诗歌中，故乡是怎样的存在，你的诗歌启蒙也源于那里吗？

古马：可以这么说，我第一首发表在报纸上的诗歌是《铜奔马》。铜奔马又叫马踏飞燕，是中国的旅游标志，它出土于我的家乡武威。武威文风从古至今都很盛，唐代边塞诗里，写武威的作品很多，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武威的文化历史对我诗歌的影响是源头性的，是持续的。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我回到家乡，书法家朋友赠我作品清人诗《凉州八景》。墨随当代，我希望他写写新的内容，他呢，借机让我写写新的凉州八景，我愉快应许了。故乡总是一个作家和诗人取之不尽的源泉，总有让你写作的激情，不同时段回望，常常有不同的发现。

说到诗歌启蒙，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兰州遇到了诗人李老乡先生，那时他在《飞天》杂志做编辑，诗酒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有四五年时间，我经常去他家里，拿诗稿给他看，请他指点。在诗歌的修改锤炼方面，他是榜样，他写诗酝酿时间长，苦思冥想打腹稿，想清楚了，用小楷誊抄在白纸上，字好诗好。他对阳飏、人邻、娜夜和我都影响很大。而我真正主动意义上写诗，就是1990年前后。1990年7月，我在《飞天》发表了组诗《一船灯火》，共8首短诗，就是老乡先生编发的。

红星新闻：从开始创作到现在，你的风格经历了哪些变化？

古马：我写诗三十多年，大概写了近一千首诗。我不愿意重复自己，总是在努力求变、求新，变和新是诗人创造力的表现，也是自由思想的前途。我早期的诗歌受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很注重对语言与生活的提纯，追求纯粹、天然，摒除雕饰。后来注重烟火气，注重回到日常，从日常和现实中挖掘诗意，诗歌与我的生活和内心都越来越贴近，与时代也越来越贴近。诗歌要及物，及物就是及事，及心，白居易讲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能无病呻吟，言不由衷。

红星新闻：你判断一首诗的可读性的标准是什么？

古马：可读的诗歌，就像叶嘉莹先生说的，要有一种感发的力量。

草堂年度实力诗人奖：李南

授奖词：

李南的诗通过细腻的笔触深入当代生活与情感的幽微，以她敏锐的观察力和多维的思想力，在繁复的情绪与语言理性之间寻找诗性的平衡。她书写的自由源于将日常经验和自然精神注入心灵的个别性，源于对残缺的热爱，以及对准确性的自律，现实张力同时具有赎罪感。对事物汁液的迷恋与对世界的赞美同时构筑了诗人李南私密而丰富的精神空间。她众多而持久的抒情性、独特而沉静的语调，成为当代诗歌不可多得的心灵担当和艺术创造的纯粹可能。

红星新闻：你曾获得的《十月》年度诗歌奖、昌耀诗歌奖等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诗歌奖项。“草堂诗歌奖”如今举办了三届，作为获奖者，你认为这个奖项会给诗坛带来怎样的新气象？

李南：荣获“草堂诗歌奖”是我的幸运。这个奖项一经问世，就引起诗人们的关注，因为杜甫是许多诗人心目中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度，草堂是关于他生活的标识物，做为一个文化符号，人们提起草堂就能想起杜甫和他的诗歌。所以这个诗歌奖承载着诗人们的期许。前两届的获奖诗人可谓实至名归，今年第三届了，每一个入围诗人都是很优秀的，是我学习的目标。我相信这个奖项会越来越受到国内诗人的关注和信任。

红星新闻：听说你从小就不是个让父母省心的“乖孩子”，你特别有个性，但诗歌文字却很朴实。

李南：语言朴实、明白晓畅只是我的诗歌特点，这种简单的表述形式可能是我独有的路径，我的惯性思维使然。而我的个人经历并不构成与写作风格的矛盾。如果说我的诗歌精神层面的强悍与落到文字层面的渺小和无助感，这倒是构成了一种矛盾。我的诗歌大多与现实有关联，对现实的处理具体到诗歌艺术上，需要技术策略，也需要具体技巧，说到底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涉及现实，又超越现实，它既是个人化的，又摆脱不了时代的烙印，在这种纠结中，我试图持有一种平衡，并努力使之体现在我的作品中。

红星新闻：你写诗的意义是什么？

李南：（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那是一颗年轻的心，对诗歌写作的意义从未思考过。（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所思考，那时我认识到，写诗没有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我能够在生命的过程中发现惊喜，并在这种状态中完成生命。词语、感受、气息、变化、衰败……我没有更大的写作野心，正如我在一首诗中写到的：“我的野心不大：/在浩瀚的文字中留下，哪怕是一小行诗句/沉甸甸的——像金子。”

红星新闻：在你看来，成都是座怎样的城市？

李南：我多次来过成都，很喜欢这个令人难忘的城市。方所书店、宽窄巷子、杜甫草堂、锦里、三星堆、文殊院……都曾经让我流连忘返，我喜欢在细雨中穿过陌生的巷子，去吃麻辣烫、麻辣火锅和各种美食，喜欢听说着“川普”的成都朋友们高谈阔论，它的人文和地理环境都比较宜人。成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过很多重量级的诗人、作家，其中我也认识很多，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浓郁，有这样一批诗人存在于此，是诗歌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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