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初心 重拾自信 再启征程 对廖晓伟及其小说的描述

□冯晓澜

万源的廖晓伟在达州巴山作家群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存在不只是他不修边幅具有阳刚气质的外表，更多地还体现在他小说中或幽默或忧郁的底色。他“愤青”式的直言犀利，内藏一颗悲悯苍生的柔软之心。他还有一个远比廖晓伟闻名的“伟哥”称号，或阳刚或萎顿褒贬且矛盾地集合一体被友人们呼叫。

其实，廖晓伟还有用于文学写作的笔名老樵，内含文学宝山砍柴人之自喻，足见其耐得住寂寞的姿态。他在先于圆文学梦之前，由教师转岗调动圆了自己的记者梦，成为小城的一名电视台记者。他觉得记者是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极强的职业，再加上记者可以每天奔跑和放眼大千世界，可助推文学梦的实现。

世纪相交的新千年给廖晓伟带来新的机遇，也成为他人生的又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他文学漫长且寂寂无名的准备期。之后，他因一个机缘应聘到成都电视台，从大巴山走向了成都平原，在新的平台，为适应办公的需要，他这个电脑菜鸟，在业余练起了电脑输入。光练打字太枯燥，灵机一动，开始边写小说边练打字。字练熟练了，还竟然诞生了一部长篇小说《成都虾子》。这对他这个没按短中长循序渐进，一下子就写出长篇的人来说该有怎样的兴奋和激动。这也为他日后辞职，写出第二部长篇，成为他人眼中的“折腾”和再返故里埋下了伏笔。

《成都虾子》囊括并刻画了记者、业务员、陪舞女、无业青年、贫困大学生、街头混混和自谋职业者等底层人物之众生相。他们像虾子一样渺小普通，也像虾子一样在蹦达折腾，无非为了谋得生存的空间，让生活幸福的指数有所提升。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时代大潮中，难以主动地掌控自己的命运。主人公游宏伟从大巴山来到大都市当了电视台记者，因不能正视个人性格缺陷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和落差而走向极端杀人被判死刑，其毁灭有一定的警世意义。这部小说几经周折，好事多磨，终得出版，反响不俗。他乘成功之风，索性辞职，探索并打造了贺岁小说《嘻嘻复嘻嘻》。这部长篇表面“轻浮”，实则严肃，寓庄于谐，以无厘头体现率真性情，爆笑声折射世态百相。以老樵之名混迹成都这个都市大平台不足十年的廖晓伟，除两部长篇外，还结集出版了散文集《雕塑生命》。

这应该说是廖晓伟老樵时期文学之途成功的上升期。

这成功佐证了：成功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他的小说既有浓烈真实的生活味道，又有局部的夸张调侃和空灵之感，语言流畅、幽默、富于哲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成功地实现了他变“阅读”为“悦读”之目的。关于幽默他自有其独到的见解：文人善于自我安慰和自我嘲讽，生活本身就具有黑色幽默的滋味，只不过他作了放大，以达到哈哈境式的映照人心、人性和社会的目的。

转眼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廖晓伟回到原单位上班。去留难以取舍，一番纠结之余，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三年期的“生死契约”，三年之内没有好作品问世，写作没有成就，从此搁笔，聊度余生。正因有这自我加压的目标设置，也就两年，他的系列作品都发表或获奖了：戏剧小品《请客疯》获四川省第14届小品小戏赛优秀编剧奖；中篇小说《馆员老秋的无厘头生活》（又名《馆员老秋》）在全省文化馆征文中被点评为第一，入选《垂钓春天》文集头条；《达州晚报》连载《我那遥远的青涩年代》等多部中篇……

此为廖晓伟由老樵重返真名的时期。除了戏剧小品，还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变性记》沿袭了《嘻嘻复嘻嘻》之丰富的想象力和黑色幽默风格，他从长篇抽身，力图弥补中短篇小说的空白，或以此证明自己有操小说家族各兵器之雄心。

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写作题材，均与身居的小城有关，正如他老樵时期一样，写的是大都市题材。这符合写最熟悉的生活之创作规律。

在他不多的几个短篇小说中，尤以《少了一个套》写得最为出色。这是一篇读来令人捧腹却心生沉重和思考的小说。作者以场景分明的画面、人物冲突的集中和人物心理的细微，讲述了男主老乔一家失窃案告破，被盗物品失而复得，却因少了一个避孕套，而让老乔陷入一场被老婆逼问是否出轨的家庭风波的故事。这个故事既是家庭的，却又超越家庭而直指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随着故事发展，演变为老乔和被怀疑对象老章两个男人之间的心理隐疾。小说情节一波三折，语言亦庄亦谐，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刻画鲜活，特别是老乔这个小公务员兼作家在家怕老婆，在单位惧上司，又被同事妒忌，外表懒散，内心紧张且渴望艳遇以缓解压力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老乔一家失而复得少了一个套，上演了一出悲喜剧，其悲喜之下值得追问的是我们又少了什么呢？这才应该是作者最想说的话吧。结局老婆来电话，家里又被盗了。看似精巧，呼应开篇，又是一个轮回，实则巧得太过，反显失真而少了结尾应有的爆破力。

廖晓伟在书写身边人、事的同时，还回望自己的来路。《爱已随风》以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情感经历，呈现出青春成长和理想被现实淹没的轨迹。小说里是两种声音的混杂：男主人公本色的文艺腔；人物对话浓郁的地方色彩之生活化。这一曲被现实挤压变形的致青春，终以女主人公莫丽华的悲剧收场。从而，具有悲叹、挽歌的基调。可惜的是，莫之悲剧，虽以班主任老师忏悔揭开谜底而使小说得以爆发，但毕竟莫与时代勾连的空缺而让悲剧的力量得以削弱。一句话，小说的重心应侧重于莫，其内涵方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伤逝青春。《我那遥远的青涩年代》以少年时代先后两次目睹女性的裸体（一次是袁癫子，一次是女同学童瑶瑶），反衬那个时代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瘠，更写出那个年代人性的善恶与美丑。这样的书写在《河街》中还有更深入的探讨。

《河街》是关于美被毁灭和罪与罚的救赎而让人感叹唏嘘的故事。它以一条大河边的老街为小说的舞台，围绕主人公任正伟和他的一个偶像黑娃及两个女神展开叙述。在那除了观看《红灯记》《地道战》而缺少文娱生活的年代，任正伟这个爱好文学的高中生，私下里偷偷阅读《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名著，受此洗礼，先追求班花刘丹丹，受挫。因有黑娃们的扎起，任正伟再次追求无果，甚至还引发了河街与刘丹丹男友在跃进街一场为爱而战的群殴。自此，任正伟心中第一个女神永远在心中褪色。但他又瞄上了《红灯记》画报上的女主角扮演者、县文工团的卢香渝。他给她写过滚烫的情书，却泥牛入海。之后，他心中的第二个女神，却被吊鼻龙毁灭。悲伤至极的任正伟，连同他一家人也在老街消失。九年后，老街开始拆迁，吊鼻龙一家也在之列。测量时，帮忙的公安局退休干部李人保，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出于职业敏感和忠于职守的责任心，他多方打听，两赴陕西汉中，找到任正伟一家，最后找到了真相并说服任正伟投案自首。原来，当年任正伟下他家地窖去找书，听到吊鼻龙家地窖有动静，寻声发现墙上有裂缝并透出一丝光亮，凑近一看，让他激动不已，他心中的女神卢香渝被裸体捆绑于床上。他趁吊鼻龙走后，找来大号螺丝刀扒开一个洞钻了过去。他本答应报案解救心中的女神，但女神的言语粗鲁、傲慢和吊鼻龙逍遥法外的快乐享受，让任正伟一念之差迈出了既毁灭女神之美，也毁灭自我前程的一步。他不但没报案，而是在青春欲望支配下，再次潜入地窖，可女神质问他为何不报案，骂他假斯文连流氓都不如。这彻底激怒了他，失手误杀了心中的女神。虽然小说省略了九年任正伟躲藏于异乡的内心煎熬，但他那不见阳光、身背命案的逃亡生活，只有投案自首才会得到根本解脱。李人保只不过是促其行动的加速剂。但任正伟最后的解脱，却是在指认了作案现场后，请求再看一眼母亲河，然后，趁人不备纵身跳入河中而自我了断。

上半部，故事及语言严谨，富有川东特色。但下半部，因九年之后，即八十年代初或后几年，在小说中出现拆迁之说、警官之称谓和皮卡车等细节，有违生活的真实，故，削弱了小说的说服力。

近作《王寡子的跳鱼潭》仍是讲述特殊年代的王寡子这个残疾人孤独出身，因跳鱼潭让他不仅致富而且讨上了让他人艳羡的老婆，却因大巴山通了铁路，山外牛贩子的出现和“入侵”而造成了老婆菊花私奔的悲剧。小说以“我”回乡，陪“我”的同学讲述和“我”的部分回忆，共同完成了对王寡子悲剧形象的塑造。王寡子作为人的尊严受损与受辱成为小说的重心，但恰恰忽略了女主菊花内心的突变过程，其婚后一两年生活也是一笔带过。小说后半部分节奏的加快和匆促奔向悲剧的终点，让小说内在逻辑缺少说服力。“我”在文末，也仅仅是悲悯的清泪，而无过多的反思，浪费了小说精心的结构。

《爷爷是个背二哥》以多角度精巧的叙事，讲述“我”返老家为爷爷奔丧，接受爷爷的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山背二哥之背夹，不仅复现了爷爷作为背二哥那个行业已消亡的群体之悲壮生活，还写揭示出爷爷为红军送信因发生意外，导致战斗失利，而成为历史夹缝中的人，深受不公待遇的命运感。无论是结构、语言和内涵都可圈可点。它的品质可与登上省刊的《山鬼》《我那遥远的青涩年代》等媲美。他还有不少小说，也只能在内刊或晚报游走刊发。他的小说被低估，这多少影响了他的自信和创作的热情。在我看来，2016年前后，他的小说写作或发表进入了瓶颈期。

每一篇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一个作者只有写出好作品，才能突破发表的瓶颈。记得他多年前说过，“不要抱怨，埋头努力，是草根小人物们唯一的救赎之路。你若真发愤了，努力了，谁敢说今天的虾子不能成为明天的大鳄？”他还借贝多芬的经典名言“为心中所蕴藏的必须流露出来”作为他何以写作的初心。

廖晓伟不缺少才华，他要做的是回望初心，在反思中找准坐标，重拾自信，如此方能重启征程，让自己的小说有更好的命运。这需要耐心，耐心，还是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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