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川大活动现场
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为史景迁举办了中国高校巡回演讲,第一站在北京中央美院,第二站便是成都的四川大学。
史景迁以“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为主题,在川大文华活动中心展开演讲,现场人满为患,连主席台旁都挤满了学生。当时的对谈嘉宾还有金安平和郑培凯。金安平是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史景迁的妻子;郑培凯是史景迁系列作品中文版的主编,也是史景迁的学生。
郑培凯是史景迁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郑培凯就在史先生指导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
郑培凯给史景迁作品系列写的总序中写明了每部作品的特色,其中一句是:史景迁的史学著作,经常是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他的《追寻现代中国》等,最能显示他史识的通达与文笔之流畅,能够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却又充满了历史的同情与了解,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即使难以认同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也看到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历史环境中,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
史景迁受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的影响很大
在郑培凯眼中,史景迁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曾经讲过,他到美国求学,发现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很不一样。史景迁跟他讲:“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郑培凯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师说他知道得很少,因为史景迁的理念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学术的道路。
“可能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相当好,我在耶鲁六年,他给我申请了六年的奖学金。”
郑培凯认为,史景迁一生非常尊重房兆楹这位老学者,“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房兆楹当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帮着编《清代名人列传》,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编《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这种老学者的学问底子非常深厚,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景迁的中国国学功底其实是房兆楹教的。
另外,因为房兆楹在史学界很有影响,所以当史景迁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房兆楹让他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档案。史景迁是最早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案的西方学者。史景迁后来写的很多东西涉猎非常广,可是他最基础的东西都是从档案出发,是很扎实的。
“史景迁在叙事上特别高明,写任何东西,他脑子里都好像进入了这个角色,从这方面来讲,有点像写文学作品。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西方历史、文学底子很深厚。他最喜欢读诗,所以文采很好。”郑培凯回忆,史景迁写书的时候很有趣,他经常写着一个计划,突然又想写另外一个,他就会开辟另一个书房——他最多的时候三个计划同时进行,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时就到那个书房。
他很多书都是讲课“讲”出来的,他心中的读者就是学生
郑培凯说,一般来讲,耶鲁大学再大牌的教授也一定要给大学本科开通识课。郑培凯记得,自己当时上课时,史景迁大概有60多个学生,后来过了十年他回去看到,光是选课的学生就有700多个。史景迁也说他最烦恼的就是找不到助教,得要20个助教改卷子。
史景迁每个星期有一堂课,一般是一个大的演讲。他准备这个演讲很充分,《王氏之死》是他从讲清朝初年开始的,他拿着一个法律的案件,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资料,与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配合起来讲。
从一个案例开始,讲到当时的社会情况,之后又发展成一本书。史景迁从他的演讲和教学当中观察学生们的反应,看他们对这个是否有兴趣,而且他越讲越清楚,最后就做成了一本书。他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史景迁写的书一般人也喜欢看?郑培凯认为,这其中一大原因是史景迁的心目中是有一个读者对象的,这个读者对象就是他的学生。
郑培凯说,史景迁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史景迁写东西好像进到历史里面了。
史景迁出了一系列书,大家看了都觉得他的文笔很好。郑培凯特别提道,那是因为翻译的文笔相当流畅,但是跟史景迁原来的英文相比,还是不太一样。史景迁的英文不华丽,但行云流水,很容易读,这也是大多数欧美读者喜欢读他的作品的主要原因。他讲的东西每个都有出处,偶尔对古文有很小的误读,但是很少,有的时候也就不深究了。
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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