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父亲 □易延端

父亲名叫易图良，家住彭州市新兴镇张家山，因未读过书，所以至今连箩筐大的字都认不得几个，有时确需他老人家签字画押，尽管他已非常认真也很努力了，但拼凑出来的名字仍缺胳膊少腿的，逗得他的儿孙们哈哈大笑。

父亲12岁时就到十几里外的小煤窑做工盘口养家。15岁那年，有一天，家里托人捎信，说我爷爷拉烟痢快不行了，叫他赶快弄些“黑泥”（鸦片）回家救人。父亲赶紧找到矿主，好话说尽，一个月工钱才换得大拇指盖那么大点“黑泥”，可等回到家里后，心急如焚的奶奶却不小心把这救命的宝贝儿给弄丢了，以致爷爷临终也没有用上他儿子用血汗换回的“药”。更不幸的是，爷爷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奶奶也因饥饿和疾病匆匆地陪爷爷去了。那时，我大哥易延发出生才10天。从那以后，父亲和母亲就用单薄的身体支撑起了这个大家，既要做苦力盘家养口，还要照看四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父亲后来告诉我说，爷爷去世时留下的老房子只有1间，在左边老院子头。为了生存，父亲只得搬出祖辈生活过的那个大院子，在四十多度的山坡上掘石挖土砌高墙，修房造屋建新家。后来房屋的地基，就是父亲用双手和双肩蚂蚁搬家样一点一点铺筑起来的。1982年，我当兵的时候，新院子已是像模像样的四合院了，房子多达18间，我们弟兄五人中大哥已娶妻生子，一家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附近几个村的人都羡慕不已。

父亲是个耿直厚道之人，不善于阿谀奉承，自然少不了吃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老家不少人因没有粮食吃，一个个被活活饿死，一些活下来的人，为了继续生存，也不得不靠采摘野菜和硬梗“仙米”（一种白色泥巴）充饥。社员大会上父亲说了句“吃人饭，屙猪屎” 被当场抓起来批斗。

父亲一辈子好行善积德，在附近是个出了名的善人。我家门前有条山石铺成的小路，是我家和附近几个院子30多号人外出的必经之路，由于铺路的石块时常被行人踏翻后滚落到路下的庄稼地里，使未成熟的小麦或玉米等粮食作物受到损害，父亲很是心痛，自愿当起了义务护路工，几十年如一日，但凡有空闲，便扛石头、背沙土，将凹凸不平的山路砌实铺平。上世纪90年代，父亲做煤炭生意，有几个人欠着他7万多元，有时看见父亲手头拮据，我们几弟兄就劝他去催收下欠款，父亲有一回还真去了，但他回来后说，那些人家里比自己还困难，收款的事以后再说吧。自此以后，父亲便再不提及收欠款的事。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10年前，在父亲的倡导下，乡亲们把一口废弃的煤矿里的矿泉水引到十多户人家的事。那年小煤窑被紧急关闭后，可乐坏了父亲。父亲便叫来同住山坡上的十多户人家，商量把矿井头的泉水引出来用。忙碌20多天后，水终于通了，而且是地道的矿泉水，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淌，装在碗头清澈见底，煮的饭菜香甜可口，大家喜不自禁，杀鸡的杀鸡，割肉的割肉，打酒的打酒，买菜的买菜。那晚，山坡十多户人家的酒肉香味飘得好远好远，第二天早晨起来，各家各户的男人们还醉意犹存哩。

2008年，老家发生8级特大地震后，矿井附近40多户人家的房屋全部被毁，八九十人栖息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靠政府临时发放的补贴和粮食度日，这条供水管可帮了大忙，不但解决了灾民的饮水问题，还使大家避免了水源污染的威胁。没有搬出山去的邻居易延洪，还在山上建起了生态山猪养殖场，并养了不少的山羊、山鸡，每年纯收入4万元以上，他说比外出打工强多了，都是我父亲易大爷给他家带来的福气。

如今，如同噩梦的特大地震已过去三周年了，地震阴影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父亲家的危房已得到了维修加固，但那墙壁上清晰的“危房！严禁住人！”几个红色大字，似乎在警示人们不能忘却这场灾难，更不能忘却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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