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件古蜀文物将亮相国博 这16件重量级宝贝别错过

■天府早报记者段祯图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像，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玉器；蕴含着千年烟云的竹瓦街窖藏青铜礼器，代表着古蜀王者之气的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青铜器……19日，“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将正式亮相国家博物馆，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展览。此次展览汇聚了四川博物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四川省内9家文博单位的210件珍贵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132件。展览文物时代横跨夏、商、周时期。

此次展览不限于考古遗址的个案陈列，而是将古蜀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再到战国时期蜀墓等诸多考古发现进行一次综观展示，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囊括了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在数百件精美的文物之中，有16件重点文物更是不容错过，先来一饱眼福吧。

“邵之飤鼎”铭青铜鼎

这件鼎的盖内有铸铭“邵之飤鼎”，一般认为此“邵”即楚氏之“昭”，与屈、景并称楚国三大氏。青铜鼎附耳，蹄足，盖顶伏有三只卧牛，铸制精美，带有典型的楚风。铜鼎上聚焦的楚文化风格，可能正反映了开明王朝王族来源于荆楚地区的历史渊源。

带盖双耳青铜鍪

青铜鍪是巴蜀文化的创制，约在春秋战国之际起源于巴蜀地区，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秦并巴蜀后，青铜鍪被秦文化吸收，并随秦国的武力扩张向各地传播。青铜鍪的传播过程，是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侧影。纵目青铜面像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像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像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像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面像，应当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埋藏坑面世以来，话题的焦点集中在大量颇为写实的青铜人像、头像及面像。尽管这批铜器埋藏前被砸损及焚烧，仍有数件头像的面部残留金面具，显得卓然出众。这批头像带给我们最丰厚的历史价值，是其发型、发饰所携带的族群信息。

以发型的基本分类来看，三星堆头像包含两大族群：一群以脑后梳一条下垂的麻花长辫、平头顶为基本特征，可称为“辫发”族群，另一群则以脑后发际线较高为基本特征，其头顶、鬓角、脑后有发型变化，或以发饰、冠饰作为装饰，应当是对长发向上盘挽并以发笄固定的艺术表现，可称为“笄发”族群。

爬龙柱形青铜器

这件柱形青铜器上有一只趴于顶端的龙，龙首有盘卷的大犄角，龙口大张，颏下有须，龙身、尾垂于柱侧方，两后爪攀附在柱侧。残器的龙与柱身构思巧妙，颇有生态。这只盘角长须的龙，在同时期的青铜文明中十分罕见，应是古蜀文明独有的艺术创建，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太阳轮形青铜器

青铜太阳轮形器是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之一，构造呈正圆形，中央凸起，周围放射分布五芒条与外围的晕圈相连接。从埋藏坑中其他器物上的太阳纹饰来推断，这件器物应是太阳的抽象写照，是古蜀文明太阳崇拜的物证。

青铜尊

在华夏文明的生成过程中，产生了庞大而复杂的青铜容器群作为礼仪制度的核心，这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一大特征。这个规模宏大的青铜容器群包括食器、酒器、水器等几个方面，商代以酒器中的爵、觚为中心，周代则推崇食器中的鼎、簋。

古蜀文明在吸收和借鉴青铜容器时，进行了精心甄选。尊和罍作为大型的青铜酒器，被古蜀人选取为最重要的礼器组合，并在形态上加以改造。

璋形金箔饰

璋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礼器之一，起源很早。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璋出土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夷文化的遗存。古蜀文明的玉璋多属于牙璋，即射部有凹陷的形态，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类型。与青铜尊、罍的吸收、改造过程一样，璋传入蜀地后也经过了本土化的发展。古蜀人将中原地区射部微凹的牙璋改造成丫形射部，并在金器中也引入了这种造型，形成古蜀文明又一个重要的礼器门类。

金面具

这件黄金面具体量微小，大体上与金沙发现的青铜小立人、青铜头像可以匹配。十二桥文化时期，尽管古蜀人铸制的青铜人像或头像体量大不如前，但以金箔覆面的传统有很深的文化传承。与三星堆金面具菱形眼廓不同，这件面具的眼廓呈椭圆形，事实上也暗示了权力中心族群的变化。

金冠带

这件金冠带是古蜀文明权力道具的重要载体，是十二桥文化时期权力具象的新形态。冠带上刻有箭射穿鱼、鸟的纹样，是对三星堆金杖上纹样的直接继承，表现出古蜀文明两个时期权力的紧密传承。

青铜眼形器

这件青铜眼形器的瞳孔近圆形，内眦勾回很明显，显然是从中原地区兽面纹上取材而得。这种艺术上的解构与重建，反映出古蜀人对外来艺术形式和其精神信仰需求的关系。

跪坐石人

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数个跪坐石人、石虎、石蛇等写实器物并存一坑的现象，虎口与人胸相对，应当是某种重要祭祀仪式的表现。这样的石人在20世纪早期也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但金沙遗址的发现十分集中，场面细节保存完好，是研究古蜀文明礼仪珍贵的补充材料。

“覃父癸”铭青铜觯

1959年与1980年，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铜器均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尊、罍等酒器，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交融于此地的证明。尤其珍贵的是1959年窖藏中发现了两件有铭青铜觯，根据器物风格和铭文推测，这两件铜器应是蜀人随周人灭商后得到的战利品，是《尚书》记载古蜀之师参与灭商战争的见证物。

虎纹青铜戈

这件青铜戈带有中原地区青铜戈的造型特征，装饰纹样却以虎纹为主，胡部与援脊下部也铸有巴蜀符号，是巴蜀式戈的代表装饰。其精绝之处在于正面的援脊上部有一行巴蜀符号的刻铭，带有很强烈的文字意味。《蜀王本纪》称蜀人“不晓文字”，但从这行巴蜀符号来看，应不同于胡部的浮雕象形符号，也不同于援脊下部的浮雕抽象符号，可能是未能破解的文字。

双鞘青铜剑

1992年，阿坝茂县牟托村山脊积石冢旁发现一座石棺墓及三座陪葬坑。尽管墓葬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的岷江上游地区，古时交通不便、人迹罕至，但墓葬发现的器物十分丰富且规格较高，同时器物的文化来源非常广泛。大体上来看，以双鞘青铜剑为代表的一类兵器为蜀文化的代表器物，以弦纹青铜盏为代表的一类青铜容器则属于楚文化器物，以扇形牌饰为代表的一类青铜饰物又带有浓重的滇文化风格。

青川木牍

这件青川木牍的正面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则为与该法律履行有关的记事。这是目前发现的四川地区最早的农田水利政府文告，是大规模开发四川地区的珍贵历史见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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