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峰书院和凤楼书院

□ 江忠俊

彭县书院，笔者现仅见于明《成都府志》所载：县人刘玠即文昌祠为书院。至于彭州之书院始于何时，尚待考。九峰书院和凤楼书院则是创办于清代。九峰书院坐落于清代县城南门内，书院的前身是“彭门义学”，创办人为时任彭县知县许伯政。许县令于乾隆十二年（1747）到任，在公余考察教育时，感叹彭人子弟“质颖敏而愿悫，类多良秀”“极思所以教之”。于是将学宫（今西华大学彭州校区）右旁的官地划拨，捐献五百余两白银建学校。到乾隆十五年（1750）春天方才建成。许县令亲笔题写了校名“彭门义学”。

义学，在清代一般为私学或称为学塾，而许县令所建立的彭门义学具有官学性质，地为官府土地，校为官建，非得于私地或公共场所。另从许县令碑文可知一二，“延邑中之学优行端者为师，资以俸薪而诲子弟其中”，教师工资为官府供给，管理也为官府所经营。其规模也非私学所比，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仅教室就有二十三间，还有其他附属设施和活动场所。

因许县令在彭的政绩昭然，被调京选用。彭门义学，在彭县继任者眼中都不以为然，未得重视。至乾隆十九年（1754）已有所破败。所幸，是年陕西人朱次臻任彭县令，此人“留心文教，乐育人才”，以恢复学校为己任。扩建工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夏天开始，是年冬月竣工落成。其规模较之彭门义学更大，附属设施、活动场所更为完备，分为两进，外宅“大门五楹，仪门三楹，旁列肄业斋房二十楹，讲堂五楹”，内宅“门一座，又左右厢房之楹，上房五楹”，其余“灶舍茶房无不咸备，几案坐榻处处周全”。

为有备无患，避免走彭门义学前令修建、后任不缮的老路，“又设学田租石，岁作修补”费用。朱县令还为“悉赁民舍居之”的教育部门修建学署官衙，使“司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办公有所，居住有屋。学校完备尚待命名，朱县令依据县境名山———九峰山取名“九峰书院”，使其学子树立“景行仰止，登峰造极”的积极进取思想。

此后，“九峰书院”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由县令朱琦曾修葺；五十三年（1788）由县令谢生晋曾修葺；嘉庆十八年（1813）由县令王钟钫重建。王县令到任时的九峰书院已“榛芜满径，而弦诵无闻”“室庐就圮，阜比难设”，呈现出荒草杂树遍地，房舍垮塌，没有老师讲学之地，也听不见读书声的荒凉景象。

王县令在叹责前任不负责行为的同时，决心重修。应乡绅耆旧“请公顷以资兴作”的请求，于当年秋天动工，冬月完成，历时三月余，一座崭新的书院又为学子们带来新的希望，教学、生活设施一应“既完且整”。王县令为防止后任不修葺之后患，还特别在碑上刻记每年支拨培修金数额。至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县令毓庆因改修文庙，扩大规模，遂于右侧小南街（今南城小学）新修讲堂三间和生童斋舍二十间、厨房等生活设施。

九峰书院因其具有官学性质，经费来源、教师待遇和奖励机制都比较优越。乾隆时期的九峰书院，有水田旱地二百四十亩，山地一段，河坝一段，炭槽一座，并将各废寺房产拨归书院所有。年收租银十两，租米十九担，租谷一万三十担，钱六十九千四百文。掌教（院长）年束修银一百二十两，薪费钱六十千文，食米六石；生童膏火奖赏共米二十石，钱二十余千文。九峰书院在此后时期，有田三百三十余亩，旱地一大段，年收租钱八百八十余千文。山长每年束修钱一百八十千文，聘金及贽敬、雨节节钱各六千文，每月薪水钱七千文；月课文生超等六名，每名奖钱二千文；特等十名，每名奖钱一千文；童生超等十八名，每名奖钱一千六百文；特等二十二名，每名奖钱八百文。

在清代，除九峰书院外，还有晚于它近130年的凤楼书院，因时属东乡凤楼里故名。书院为私学性质，建在敖家场（今敖平镇），由本地乡绅粮商叶长高、叶湘、刘万全等捐献和募集资金兴建。每年延师束修银百两，学校管理由首倡其事的捐募者组成首事会自行经理。礼聘彭县著名学者吕调阳为书院主讲。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书院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

文字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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