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作品的三个经济学透视

杨正写小诗《十二楼》，是在深圳的厂房里，手机放在流水线一旁，灵感闪现时，他就抓起手机敲几个字。百余字的小诗他写了两个月。1月15日，“非常梦想”四川省首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举行颁奖晚会，这是四川省首次为农民工举办作品大赛。大赛吸引了逾5000名农民工投送的15000多件文艺作品，3275件作品在四川在线展示。“从中你能读懂农民工。”

“从来没有离土地如此远过/泥土的芬芳/小溪的欢唱/记忆湿润了我的双眼/半夜/我失眠了/那是因为我的灵魂无处依靠。”

去年盛夏，“80后”川籍农民工杨正写这首小诗《十二楼》时，是在广东深圳一个普通模具厂的厂房里，手机放在流水线一旁，灵感闪现时，他就急忙抓起手机敲上几个字，感觉不对又赶紧删去，一首百余字的小诗，他整整写了两个月。“生活中其实很寂寞，聊得来的很少，同龄的不是爱玩游戏就是爱聊QQ。”爱写诗的杨正只能将小诗放在自己“若水-扬雪”的微博上，但回应寥寥。

后来，在千里之外的成都，杨正找到了“发声”平台。1月15日，四川乃至全国首次专为农民工举办的原创作品大赛——“非常梦想”四川省首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举行颁奖晚会。过去几个月里，这项大赛吸引了逾5000名农民工投送的15000多件文艺作品，3275件作品在四川在线上展示。富士康成都科技园组织57名员工抱团参赛，403万网络票选互动让官方合作网站四川在线一度瘫痪。

15000多件作品中，处处可见蓬勃的感性描叙，从中透出农民工的生活与思索。“大赛就是一个窗口，从中你能读懂四川农民工。”一位大赛评委如是说。

“我已经是成了家有了孩子的人了，可房子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于房子的期盼和渴望，那是一刻也没停歇过。”

——摘自郭裕国的散文 《人生五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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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能否留得下？

2006年，杨泽均追随在宁波打工的女儿，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当上了一个小区保安。

在宁波，杨泽均一家人除了吃用，每年能存个两三万元，去年家里老屋拆迁了，几万的补差费杨泽均一次就缴清了。现在，老杨爱吃海鲜，看起来像个地道的宁波人，他甚至打算一家人再齐心协力挣一两年钱，在宁波安家过日子。“每次我在上班的小区巡逻，登上楼的最高层去‘打点\’，在这里俯看（瞰）着全城，我有些感慨，对着初升的太阳，我都会深情的（地）说一句，‘感谢您宁波\’。”杨泽均在《感谢宁波》中这样写道。

但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能在大城市中找到安全感。郭裕国来自南充市营山县，2007年高中毕业就南下广州打工，4年内，郭裕国从一个服装厂的学徒成长为公司中层管理，每月工资从几百元涨到四千多元，但他却丝毫轻松不起来。

经历过东南沿海“用工荒”的郭裕国说，虽然工资提高了，工作也好找了，但物价涨得高，生活压力反而更大。“厂里的饭菜从几块钱涨到十几块钱，还吃不到什么肉，在城里挣钱城里花，很难攒下钱给家里，甚至还不如刚到广州那会儿。”

让郭裕国焦心的还有：城市里没有保障。“公司规模小，倒闭风险大，小公司上班不给买‘五险一金\’，老了之后怎么办？”这些焦虑，都被郭裕国写进散文——《人生五子棋》里，“我已经是成了家有了孩子的人了，可房子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于房子的期盼和渴望，那是一刻也没停歇过。”

即便能在大城市买房的，生活未必容易。曹礼芹的小说——《价值五毛钱的口角》的男主角叫税立，他用父母在外打工十年的积蓄、自己和女友打工的积攒，勉强凑够了首付，在距离中心城区20公里的地方买下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却在菜市场中为了5毛钱的口角，还没有融入城市，梦想就摔得粉碎。“税立们”的故事并不只出现在文艺作品里。国家人口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就业流动人口中，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特别是在工伤风险较高的采掘、制造、建筑业中，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远未达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要求。

“我那些童年的伙伴，现在正精壮如牛/一个个工作在工业大道逼仄的车间里/宁愿被轰鸣的机器声吞噬掉/也不愿意腐烂在家乡的泥土里”

——摘自孙宝的诗作《山村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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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能否回得去？

打工诗人雨晓荷回来了。

这位在农民工中小有名气的诗人原名李兵，在外闯荡了十几年，到过广州、深圳多地。如今的李兵，住在成都东大街，离繁华的春熙路不远，境况和当年的动荡生活相比有天壤之别。然而雨晓荷说，每到深夜“心中满是迷茫”。“在我心中，成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家，我家永远是在安岳那个小县城，但在大城市呆久了，小县城也回不去了。”李兵说，家已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在城市和农村徘徊，永远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像李兵这样的“浮萍”，成了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的观察窗口。去年，他一直在与省农劳办合作，赴内江东兴区、遂宁市射洪县以及绵阳三台县调查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情况。

初步调查结论指出，67.2％的老一代农民工表示返乡后将不打算再回到城市，“在整个社会主动融入城市中的趋势下，却选择流回边缘化区域，老一代农民工整体上呈现一种逆城市化的态势。”郭晓鸣说。

不过，对那些年纪正轻的新一代农民工而言，回去似乎不太容易。“又临出门打工了!母亲一再叮嘱/外面待不下去了，就回来/再不济，至少还有土地可以养活一家人/可怜的母亲，你老了！你不清楚山外的世界……”在诗中，孙宝这样说。

同样不想回去的还有杨正，“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地里活基本上忘了，也不想种地，老家很多乡亲也都不认识。”

阔别已久的农村老家，能否安放农民工在外漂泊的身心？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近期对20个务工大县的100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发现，86.2％的受访者在农村老家有责任承包田，但当问及是否具有劳动技能时，选择“基本没有劳动技能”的占40.0％，选择“从未干过农活的、完全不会的”占30.9％，选择“有熟练农业技能”的仅占3.5％。

也有例外。1989年出生的阆中市双龙镇人唐大校2009年7月从西南科大化工系毕业后，选择了到铁骑力士饲料公司打工，月工资从2500元涨到了3400元。但唐大校还是在2010年6月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成为一位养鸭人。“我的养鸭场有40亩，产蛋成鸭15000只，实行科学喂养后的鸭子年产蛋328个，每只鸭子年平均收入250元，年产值375万元，纯利润50万元。”唐大校在《不恋高薪爱农村乐当科学养鸭人》文章中写道。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热爱的家乡，挑起我们青年人应该挑起的脊梁。”

——摘自王海东的作品《用双手雕刻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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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的“旁边”好不好？

2011年，在再三衡量之后，郭裕国决定从广州回到家乡南充市营山县找工作。

营山是个劳务输出大县。很快，郭裕国就发现家乡的房价这几年因为务工人员大量回来买房而快速攀升，一般房价已达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好一点的超过4000元，和南充市区相差无几。

郭裕国想在营山县学一门手艺，后来发现困难重重，“小地方思想不开放，想学技术没人肯带，怕你学会了将来和他抢生意。”最后，朋友介绍郭裕国进了富士康成都科技园，虽然他工资比在广州时少了点，但公司有“五险一金”，“离家近，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知足了”。

过年的时候，郭裕国想和家里老人商量在郫县买个房，“这边房价稍微要低一点，分期付还稍微承担得起，更重要的是以后孩子的教育在这边要比老家好。”

回来的不仅是郭裕国。盐亭县冯河乡鲜家村李道书两次到深圳，三次到海南，学到技术后在家乡的县城办了一个节能灯厂，如今，“蜀信牌”节能灯产业已立足川渝、辐射西南，力争走向海外。

王海东同样没有回到家乡绵阳的游仙区小枧沟镇，而是从2001年承包绵阳富乐山公园仁和苑开始了在绵阳的木雕生活，“2008年末我拥有了自己的企业，年产值从最初的5万元增长到现在的160余万元。”王海东在《用双手雕刻美好生活》中写道。

数据显示，2012年，全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就业规模首次超出省外输出就业，其中，省内转移就业1291.87万人，同比增长18.33％；省外输出就业1117.27万人，同比减少7.3％。

□本报记者 刘川

记者手记

一个历史的节点

这是一场文艺大赛，这么多原创文艺作品感情澎湃，题材多样，但如果我们抽丝剥茧，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现在正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在新一轮城镇化浪潮袭来之时，农民工的脚步也正在重新度量。

大城市、家乡、小城镇，这三大地方，哪里可以安放农民工漂泊的身心？这不只是一个就业话题，也不只是一个农民工话题。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农民工用脚投票的历程，关乎他们的未来，也关乎我们的未来。

记者QQ

我的泪点太低了

“杀手很冷”（也就是记者刘川）1月15日22时在QQ中告诉编辑：

“之前一直是理性分析，没感到什么。今晚去看他们的颁奖晚会，最后一首歌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太感性了，我的泪点太低了……想想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和这些农民工也差不多。”

“还有，我选的这么多作品，没有一个获了奖……囧！只有李兵的一个歌曲《你在深圳还好吗》获奖了。”

编辑“东东”回复：“呵呵。没事。因为你不是写的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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