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看四川—— 读《寻蜀记》

■赵青新

《寻蜀记》是一部“从考古看四川”的著作，作者萧易。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作家刘乾坤为该书作跋：萧易生于1983年，与《中国国家地理》已经合作十余年，但凡考古领域有重大发现，萧易总去现场一探究竟，萧易现在是该杂志发稿量第一的作者，在《南方周末》也设有专栏，出版《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空山》等多部考古著作。

这些著作大多围绕四川考古展开，文风扎实质朴。萧易不是考古学家，理论背景不算坚固，不过，缺憾在他勤奋深耕的、以事实为依据的书写中得到了弥补。《寻蜀记》选取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亲身参与的，那些荒野田畴的遗址，也是亲自踏访并根据材料整理的。全书十九篇长文，按照断代顺序，先秦、秦汉、南北朝、唐五代、宋代、明清，一桩桩，一件件，串连起一部特殊的四川历史。

全书力求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考古发现中隐藏了哪些历史密码？那些特别的文物的细节构造，反映了什么样的工艺水平，包含了什么样的信仰观念？这些文物为什么会在四川出现，它们与中原地区、与其他地区文物的异同点，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传播过程？垦殖和战争是一个地区开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文物和器具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相互印证？

宝墩遗址距今大约4500—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它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发现，表明了长江流域文明的多样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中原文明只是其中之一。宝墩文化正可作为例证之一。

对于“纵目之神”的关注，也说明了萧易对于文明起源及其动因的敏锐感知。纵目面具突出的柱形眼睛，意味着它超乎寻常的望远能力，三星堆出土了众多与“眼睛”有关的文物，说明“眼睛”是古蜀青铜器艺术表达的重要母题，这与四川盆地多雾的气候条件有关。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五官、发型、姿态等，显示了古蜀国人与中原人不太一样的相貌，特别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比如，殷商甲骨文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武王作战。墓葬中发现的工艺品，比如象牙、玉琮、玉璧以及器物上的纹饰，为研究四川古代文化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提供了依据。

蒲江船棺，鉴定为战国晚期，频频出现的楚文化痕迹，令萧易想起蜀王鳖灵的记载，偏安一隅的开明王朝，依然被卷荡的风云裹挟。暮阳残照，汉家陵阙，渠县与雅安的残墟依稀保存着古代都市的繁华迹象；合江金棺，呈现汉代生命与死亡的画卷；安宁河畔，大石墓的邛人诉说着氏族社会时期的部落生活；川蜀之地，为何大佛如此之多；后蜀败落，为何蜀人仍然纪念孟昶；西蜀梦华，南宋危亡，董氏家族匆忙埋藏的珍宝，成为考古记录里“中国宋代金银器第一窖藏”；龙隐西南，中国最大的明清龙桥群，在泸县蔚然大观……

今日之是或为明日之非。考古学的解释和结论经常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出炉而做出修正。近段时间，三星堆新坑出土工作热烈进行，金冠带、铜人、遗址、玉器，纷纷现世。许多文物看起来那么特别、奇异，为什么呢？最大的可能，三星堆长期作为地域文化独立发展。文明并不一定从中心向边缘发散，我们的习惯认知就被刷新了。考古的魅力，正在于不断打开新的“盲盒”，打捞历史和文化记忆，不断重新认识“我从哪里来”。

围绕四川考古的热议，近年来大众对于考古焕发的热情与兴趣，都需要像《寻蜀记》这样的普及读物。萧易整合了目前所知考古材料关于年代、地理、气候、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分析和解释，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对比，尽量保证推论与证据的合理，并以清新的人文气息的随笔写作，引领我们穿越考古学幽谧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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