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食品厂的月饼 蜜桂芳的花生糖 长顺街茶铺里的评书…… 从四合院到单元楼 支矶石街35号 外公家一住53年

文/吴志维图/向维果

母亲的娘家姓向，外公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从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四川大学外语系前身）肄业随其父帮办邮政。外公外婆共生养13个孩子，号称JQK，我母亲便是其中的J。

如今，外公外婆已不在。但每年大年初三外婆生日那天，大舅照样召集大家团聚。今年大年初三，每人拿到一本外公的《泉翁诗集》。这些诗，当年可能是用铅笔写在作业本的背面，而如今，这本薄薄的诗集，犹如一个家，甚至一座城的半个多世纪的史诗。

我小学毕业那年，外公在支矶石街安然离世。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唯有诗集中收入的外公的自挽：“人有后顾之忧方留遗嘱；我无先见之明何用多言。

外公一家，从1951年搬到支矶石街，住在35号的四合院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旧城改造，暂居交通巷。待搬回来时，原地建起了一座五层的单元楼，外公一家得到两套新房。如今，幺舅还住在这里。每次我登门造访，他都会讲起发生在这条小巷里的传奇故事。

初到支矶石街35号

【那时的老街宁静而安详，春秋都能望见成群的大雁迁徙，院子上空也常有老鹰盘旋。每天夜幕降临时，数千只老鸹掠过天空。孩子们聚在路灯下，开始摆“鬼故事”。】

1951年冬天，政府扩建工人医院，以三百四十元“征购”了外公一家位于昭忠祠有两层小洋楼的宅院“福源”。全家搬到支矶石街35号。这座宅院原来属于徐家，徐家没落，以二百八十元将这宅院贱卖给同是沦落人的外公向家。外公恻隐，廉价将东边偏房租给徐家老两口度日。这座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宅院就这样易了主。

支矶石街35号坐南朝北，门楼不大，进门左边车棚里停放着外公外出行医时乘坐的东洋车（黄包车）。入院有石板小径直通堂屋，小径西侧有厢房，堂屋两边为主人的房间。堂屋背后是院子，院子西侧为住房和客房，东侧有柴房。院子的南墙上崁着一块刻有“田亦卿自家墙界”的石碑，表明这墙及以南都是宽巷子的田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支矶石街和许多皇城根下的老街一样，春秋两季都能望见成群迁徙的大雁，天上也常有老鹰盘旋，不时叼走家养的小鸡。每天夜幕降临时，数千只老鸹掠过天空，天真的孩童称之为“老鸹放学”。那时，支矶石街已有路灯，但各家电灯不多，孩子们就聚在路灯下摆“鬼故事”，加上核桃树上鬼灯哥（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吓得年纪尚小的姨妈早早就进屋蒙头睡觉了。

隔壁36号有一株高大的核桃树。中秋过后，核桃成熟，这家便关起大门在院子里举起竹竿打核桃。偶有核桃会落到院外的街上，孩子们就守在地上捡。

40号院子里有口井，外公和邻居用水都到那里挑。

附近的小吃也五花八门，有志德号的小笼蒸牛肉、义和村的白肉，还有支矶石街陈鸭子的烧鸭。外公常说“佳肴就是烧鹅皮蛋花生酒”，那时市上都有卖的。挑担子卖担担面、蒸蒸糕的也早晚必来两趟。附近长顺街的茶铺里，每晚都有评书，或三国，或水浒，茶钱也从白天的九分涨为一角二。孩子们没钱又想听书，就常常混进去，渴了就偷偷喝一口已离座客人的“加班茶”。

当时化肥奇缺。最初，郊区的农民可以自由进城“承包”茅厕，一家农户“承包”一条街，为拉关系，农户每年都会给茅厕主人送点东西，或是豌豆，或是胡豆。渐渐地，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来清运粪便的农民越来越少，工作也越来越敷衍，更不可能奢望“尿水胡豆”了。再往后，家家粪满为患，纷纷停用了自家的茅厕，“大事”“小事”都到街上的公共厕所去“办”。

“大炼钢铁”和大食堂

【孩童们书包里的搪瓷碗和勺子发出的叮当声刺激得饥肠更加辘辘。外公外婆家的鸡鸭鹅早被宰杀一空，后院的花卉也被南瓜、豆角和红薯等取代，房间隔板连同柴房都被拆掉充作了柴火。】

一转眼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降临在这条老街。居委会挨家挨户地收集居民的“献铁”。真正的废铜烂铁捐献完以后，家里“在岗”的铁制物件包括樟木箱子上的扣件、大门上的铁环都无一幸免。很快，热情高涨的人们在支矶石街60号（现成都市书画院）架起一座一人多高的土高炉，街坊邻居们有铁出铁，有力出力，办起了“炼铁厂”。待到燃烧老家具的火焰把砂锅里的铁器融化，能倒出并凝固为一坨的时候，便大功告成。随即，欢天喜地的报喜锣鼓由近及远，土高炉也在放完卫星之后逐渐烟消云散。

高潮之后人们开始忍受越来越明显的饥饿感。居民家里不开伙了，旁边泡桐树街的“大食堂”升起了炊烟。限量版的米饭和素食让人们置身于一种紧张的生活状态之中。孩童们书包里的搪瓷碗和勺子发出的叮当声刺激得饥肠更加辘辘。外公外婆家一直养着的鸡鸭鹅早已被宰杀一空，后院的花卉也被南瓜、豆角和红薯等瓜菜取代。尽管如此，外公外婆最后仍不得不卖掉家里的一套红木家具和珍藏多年的精美服饰，换了一堆红薯，才让一大家人过了这一关。

“深挖洞”的年代，御河、金河被改建为防空洞。从此，支矶石街一带的地下水位迅速降低，隔壁40号院子里的井水不敷使用。于是，“挑自来水”成了街上一道新的风景。自来水龙头安装在院子往东百米之外一个高1米的水泥墩上，有专人职守，负责放水和收费，一挑两桶，收费两分。挑水这样的体力活可不是谁都能干的，人丁兴旺的外公家就很让邻居羡慕。

1975年，支矶石街3号的干部大院要修楼房了，挖地基挖出大量黄泥巴，由工人们用“架架车”运到远处倒掉。得到线报的外公马上动员舅舅们腾出前院，请工人们把黄泥巴运到35号院，工人们当然乐意，因为近嘛。然后舅舅找来前些年“备战备荒为人民”时为打砖而自制的木模，填满黄泥巴，加少许水，用木棒夯实，再打开模具将“砖”倒出。这样的泥砖墙不能垒高，只能砌一米左右。泥砖墙上面用竹笆隔断，竹笆上用加了谷草的黄泥巴抹平。父亲当时还是准女婿，为“挣表现”，还专程从东郊的冶金实验厂买来石灰，用架架车拉到支矶石街，把修缮后的房子粉刷一新。还发挥木工特长，做了两扇木窗。不出百日，旧屋换了新颜。年过七旬的外公来了兴致，赋诗一首《支矶石35号住屋修建》：“得天独厚寿许长，泉翁七十更建房。砌墙宜用野人块，打砖如截米花糖。无瓦权使棚笆挡遣子应比工匠强。即敢弄斧定多术，胜过鲁班好文章。”

1968年中秋老宅前的全家福

【那时候，支机石街8号有个蜜桂芳食品厂，是老成都制作花生糖的著名老字号。蜜桂芳的冬瓜月饼，烘烤前要在饼上刷一层蛋浆，吃着之酥脆，让人直流口水。】

1955年，书生意气的五舅响应国家号召，从天府之国的成都奔赴新疆伊犁，建设边疆。十多年光阴荏苒，亲人相隔千里却只有书信来往。1968年秋，五舅携家小回到成都省亲时，已是儿女成行。亲人相见，又逢中秋，感慨万端。外公即兴赋诗：“五男供职留新疆，归来儿女忽成行；衰亲不负长依闾，季子犹得暂还乡。接近寒露身翻暖，月圆中秋桂正芳；蓬门争摄阁家影，再会须把片增长。”

按照老成都的习俗，在中秋节，家里必备象征阖家团圆的月饼、象征喜庆多子多福的石榴、象征金钩钓金钩的虾（就是较大的干虾仁）和象征年年有余、必有财运的鱼，还有烧蒲鸭。那时候养鸭人从成都下游的蒲江县赶着雏鸭逆流而上，沿途任鸭子捕食水中天然鱼虾，数月后到达成都时，鸭子也早已养得膘肥体壮，卖给烤鸭店后，烤鸭店用传统工艺烤制出来，味道鲜美如野鸭。

月饼是中秋节的主角。老成都的文华食品厂，历史悠久，工艺精细，品种繁多，是当年生产月饼最主流的厂家。早年就有冰桔、玫瑰、洗沙、枣泥、杏仁、八宝等甜味月饼，和金钩、酥皮、咸肉、叉烧、香肠火腿、椒盐等咸味月饼。

那时候，支矶石街8号有个蜜桂芳食品厂，是老成都制作花生糖的著名老字号。蜜桂芳食品厂每逢中秋节也烤制两面炭火月饼。舅舅、姨妈和母亲都有结伴去看店里的伙计做月饼的记忆。他们说当时中秋节前，一般居委会都会组织街坊邻居到蜜桂芳食品厂帮着剥花生，每剥一斤五分钱，花生壳自得，可以带回家自制烟熏鸭。蜜桂芳做的冬瓜月饼，外酥里润，尤其是烘烤前要在饼上刷一层蛋浆，烤制后看着光亮，吃着酥脆，让人直流口水。据说，蜜桂芳食品厂和面团用的油不是猪油，而是麻油，怪不得吃着闻着都那么香。

但是那个年代，物资紧缺，买什么都要凭票。中秋时凭票买月饼，一张月饼票可以买五个，每个月饼还要加二两粮票和一角多钱。小舅至今都记得，当年为了招待十余年未见的五哥一家，他特意起了个大早，到青羊宫那边买回一只鸭和一只兔。至于酒嘛，外公打趣地吟道：一杯白酒，醉也由你，睡也由你；两只红苕，饭亦是它，菜亦是它。

那年中秋，外公家聚得比春节还齐，于是找来相机，在老宅的堂屋里拍了一张全家福。

艰难岁月里，亲情挡风寒

【有一天，外公听到邻居又在议论“向老头儿穿狐皮”，这让本有思想准备的外公条件反射般地不寒而栗。此时，还是母亲帮他想出个托辞，“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上，毛主席不是也穿的长衫吗？】

外公随其父帮办邮政十余年间，辗转万县、遂宁等地，最终回到成都，拾起祖传的中医手艺，拿了行医执照，当起了坐堂医生。

由于抗战期间日本对成都的轰炸，地涨房跌，外公顺势将名下的土地售卖，换回若干四合院。此举无意间躲过了多年后“地主”的帽子。1947年，我母亲成为了外公和外婆的第十一个孩子。

成都平原的冬天虽不及北方冰天雪地，却也潮湿阴冷。旧时冬季的男装多为棉质长袍，狗皮、羊皮甚至狐皮袍子也不稀罕。生活殷实的外公就有好几件狐皮袍子。

从我母亲记事以来，家里都过着温饱略余的生活。在传统的大家庭中，兄姐总是担负起家庭的责任，除了做表率之外，还从每个月微薄的薪金中支出定额，供弟弟妹妹读书和生活。

1974年的冬天，家里没有多余的钱或布料为外公添置一件冬衣。于是母亲将外公的两件旧狐皮长衫取长补短，合二为一。外公还专门叮嘱，把成色较好的皮毛缝在长衫后襟的边上。很快，母亲的藏拙之作完工了。这半新的狐皮长衫确实抵御了寒风的侵袭，却抵挡不住左邻右舍的议论。原来，在那个年代，长衫被视为典型的“四旧”，是着装的禁忌。外公犯难了：中国人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穿的，不穿长衫穿什么才暖和呢？好在外公还不属于那几类分子，平时也是温良恭俭让的模范，料想没有人特意刁难，虽心有不安还是姑且穿上温暖的长衫御风而行了。

终于有一天，外公听到邻居又在一边议论“向老头儿穿狐皮”，这让本有思想准备的外公条件反射般地不寒而栗。此时，还是母亲帮他想出个托辞———“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上，毛主席不是也穿的长衫吗，还拿着把油纸伞。于是这个经典的案例成了搪塞邻里的挡箭牌。其实，仅凭这个挡箭牌显然是不够的，多多少少还仰仗了几位舅舅和姨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二舅、五舅、大姨初中一毕业就工作了，他们一直兢兢业业，到七十年代，也都已在党政机关任职，虽非要职，但也都是工作中的骨干，旁人没有真凭实据，也拿外公没办法。

没事偷着乐的外公就用邻居这句“向老头儿穿狐皮”，作了一首藏头诗：“向为通达者，老亦趣无穷。头颅须斑白，儿女正专红。又度新元旦，穿过旧年冬。狐裘尚堪着，皮暖心自融。”那个冬天，向老头儿俨然成了这条街上穿长衫而又昂首走路的唯一的人。其实，无论在季节的冬天还是时代的冬天，亲情都在寒风肆虐时带给我们温暖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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