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图语 从扬雄、常璩就开始的争论古蜀文明到底有没有文字？

蚕纹铜戈

铜带鞘双剑

巴蜀印章蒲江县文物所供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都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带有神秘的图形符号。这些形制古朴的青铜器，长期被误认为是夏代的中原文物，一直到一九四一年，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才首次将它们确认为巴蜀文物，文物上的神秘符号，被他推断为巴蜀文字，并据此第一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

这些青铜器上神秘的符号是否为文字的争论，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并延续至今。

有学者把这些图形符号和后来发现的在铜戈、印章上的类似符号统称为“巴蜀图语”。“巴蜀图语”是窥视古蜀文明的窗口，是走进古蜀人心灵的路径。每一个图语的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但“巴蜀图语”的破释难度极大，学者们孜孜以求，至今依然迷雾重重。随着考古证据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巴蜀图语”视为秦汉前流行于巴蜀的一种独特文字，而且是目前国内唯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著名学者李学勤说：“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破释‘巴蜀文字’。”

【发现】

神秘的图形符号

古蜀文明留给后人的“密码”

1972年11月，郫县（今郫都区）红光镇独柏树出土了一件战国虎纹青铜戈。这件罕见的文物精品的问世，本足以让考古学家们感到惊喜，但带给他们更大惊喜、也带来更大困惑的，是援脊一侧阴刻的10多个不能辨识的符号。

这些蜿蜒的符号究竟代表了什么？学者们给出了莫衷一是的解读。

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过《三星堆》的北大教授孙华认为，这些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四川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谨慎地将这些符号定为“疑为蜀人所固有的文字”；四川大学历史学家童恩正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断言：铜戈上的符号，“无疑应该是巴蜀文字”。

巧的是，一年之后，重庆市博物馆又在万州发现了一件铜戈，上面同样铸有一种神秘的符号，两者的刻画笔法、构造如出一辙。数十年间，考古界陆续在雅安、青川等地发现了同样带有神秘巴蜀图形符号的铭文戈。这些神秘符号约有300种，年代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延续达800年之久。

这是古蜀文明留给后人的“密码”。而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有学者洞察到了这些“密码”的存在。

【推论】

王国维弟子发现的奥秘

从“巴蜀文字”到“巴蜀文化”

1921年左右，一些工人在成都西北桥白马寺坛君庙挖土烧砖，无意之中，挖出了近千件青铜器，以兵器为最多，有戈、矛、剑、戚等等。一些懂行的古董商在把玩时，发现这些青铜器不仅造型奇特，有的上面还有一些颇似文字的图形符号。但当时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中原地区，人们误认为这是一些流入蜀地的夏代中原文物，并写进了考古书中。在市场的辗转流落中，这批文物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知音。

在等待了20年后，终于，卫聚贤带着一双慧眼来到了成都。

卫聚贤，山西人，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曾师从王国维。1941年的春夏，卫聚贤三次从重庆来到了成都，见到白马寺出土的铜兵器。回渝后他细细揣摩这些买来的文物，发现了一连串的惊喜。他意识到它们在诉说着一个湮没已久的辉煌时代的故事，将彻底扭转当时人们对古代巴蜀乃蛮荒之地的认识。

他将研究成果撰写成《巴蜀文化》一文，分两次发表在了自己主办的《说文月刊》上。文中，他惊世骇俗地将这些神秘的符号推断为巴蜀文字，并由此第一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认为春秋前巴蜀有区别于中原地区的独立的灿烂文化。

这种向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中原中心论”直接提出挑战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考古史家商承祚当即著文反驳，认为那是夏器和夏文，怀疑卫氏买的是些假古董。

【质疑】

创造了三星堆、金沙

古蜀文明岂会没有文字?

其实，古蜀究竟有无文字，远在汉、晋就有一番争论。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中首倡古蜀人“不晓文字”之说，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产生了殷太史彭祖的蜀国岂会没有文字？但后代学者多对《蜀王本纪》的说法深信不疑，蜀无文字之说几成定论。

在沉寂了1500年后，卫聚贤的文章重新激活了这场争论。此后伴随着越来越多青铜器的出土，至二十世纪60年代，卫氏的“巴蜀文化”的概念已被人们普遍认同，但镌刻在青铜器上的符号依然神秘莫测，浸淫其中的学者时至今日对这些符号的看法依然存在严重分歧。

1984年，四川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和王家祐在共同研究了更多的巴蜀符号后，更愿意将它们称为“巴蜀图语”。他们猜测“巴蜀图语”可能是一种类似传统吉祥话语的东西，用以看图解意。

在对这些巴蜀符号的研究中，“文字派”的学者毫不示弱，以日益增多的考古证据不断强化自己的主张。他们坚信创造了三星堆、金沙这样辉煌成就的古蜀文明，不会没有文字的存在。

【推测】

秦始皇推行文字统一

巴蜀文字也没有灭绝

1985年，雅安市荥经县的一个战国晚期船棺墓里出土了一件铜矛。矛长20厘米左右，精心雕刻有虎目、獠牙、血盆大口，一股凌厉之气穿越2000多年仍然寒光逼人。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其骹部錾刻有“成都”二字，考古学家因此将其命名为“成都矛”。“成都矛”的发现，说明汉字比我们想象中更早地来到了蜀地。

诡异的是，那些神秘的巴蜀符号，此时也和汉字一起现身。

1954年以后，四川地区接连有战国时期的铜印出土。这些铜印多为方形和圆形，上面雕刻着文字一样的符号，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印章”。这些印章，基本上都是阴文，刻有边栏，与中原同期印章风格相仿。那些印章上的符号，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巴蜀文字，但也常见一汉字——“王”。

对此现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段渝解释说：“殷周至战国时代，蜀在使用自己的文字的同时，也使用中原文字。”他认为，秦灭蜀后巴蜀文字仍继续流传。秦始皇推行文字统一制度后，巴蜀文字也没有灭绝。直到汉初，巴蜀文字仍屡有所见。汉中叶以后，作为一个文字系统，巴蜀文字才逐渐归于寂灭，但民间仍有巴蜀文字流传。汉末张陵在大邑鹤鸣山所得“术书”，即巴蜀文字的孑遗。

本报记者 陈蕙茹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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