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本土汉代画像砖（一） “事死如生” 画像砖使汉代成都生动可见 卢升弟（文史研究专家、现供职于成都博物馆）/文马千笑/手绘

新繁出土的一方汉代文字画像砖

编者按：在摄影术发明以前的远古时代，画像砖是留给我们生动而宝贵的最早的影像之一。四川是我国画像砖发现最集中的地方，以成都西北平原一带出土最为精美。两汉时期的天府之国社会安定、民生富庶，“灵魂不死”“事死如生”等观念催生的厚葬之风，使得小小的墓室变得五光十色、活色生香，尤其在画像砖上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四川画像砖在艺术上是如此气势古拙、深沉雄大，所塑形象也是如此生动有趣，让人回味无穷。从本期起我们延请文史专家卢升弟老师为我们详细解读。

汉代画像砖的发现与价值

四川汉代画像砖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清光绪三年，新繁出土了一方汉代文字画像砖，上面刻有二十四个很有意思的篆书文字:“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由于这些文字都是吉祥用语，有人图吉利便买下了这方砖。光绪末年，广汉又发现了一方“桑园”画像砖，古董商人为了卖一个好价钱，画蛇添足的在砖的侧面加刻了一个年号，有不识货的收藏爱好者就将它收藏起来，误打误撞的留下了这方砖。1930年，又在广汉出现了一方“东市”画像砖，也因上面有“东市门”和“市楼”等文字而得以流传下来。而其他没有文字的画像砖则没有这么幸运：有的被人“废物利用”，改制成砖砚出售谋利；有的则被人拿来砌花台、搭猪圈，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经历着风雨的侵蚀。

时光如流水，一晃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抗日战争期间，大量知识分子内迁，其中有不少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和文物考古界的精英。当他们在成都街头漫无目的闲逛时，偶然看见了这种有刻有画像的古砖，立即就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并开始进行收集和研究。当时，除个别私人的零星收藏外，华西大学博物馆、四川博物馆等有关单位也都开始有意识的进行收集。由于这些画像砖都是流传在市面上的东西，并不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1953年以及197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站东乡青杠包汉墓、成都北郊羊子山汉墓、成都西郊曾家包汉墓发现了大量画像砖，证实了曾在社会上流传的那些画像砖的确是埋藏了近两千年的历史文物，人们对汉代画像砖的认识和研究从此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四川汉代画像砖采用的是范模成型技术，并且已经有了商业化制作的痕迹，其生产制作过程是：先是将图案在木板上刻好阴模，然后在制好的砖坯上压模成型，经晾干后放入砖窑中烧制，最后再涂上红、绿、白等色彩（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现在已经很难看出画像砖上的颜色了）。

汉代画像砖一般都发现于东汉时代的砖室墓，也有少部分出土于崖墓，有方形、长方形以及图案在砖侧的花边砖三种。它们大都镶嵌在甬道和内壁两侧，依次排列，涉及的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作坊、商业贸易、建筑、交通车马、舞乐百戏、社交、居家生活以及神话传说等等。这些画像砖比文字资料更加具体、更为直观的展示了汉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同现代的摄影照片一样，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彩瞬间，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汉代社会，留下了珍贵的形象资料。同时，汉代画像砖本身也是具有很高观赏价值的艺术珍品，从艺术的角度看：它们采用了线刻、浅浮雕等表现形式，线条简练、流畅；构图丰富、饱满，富于变化；造型生动、夸张，具有强烈的力量感，再现了汉代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是汉代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虽然时隔两千多年，这些画像砖仍然受到相当多的人们，尤其是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们的喜爱。

汉代画像砖是古代厚葬习俗的产物

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十分浓厚，《礼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荀子·礼论》也说:“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这种“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对汉代葬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人们对自然规律和人的生老病死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各种鬼神和迷信思想如谶纬学说、神仙方术等在那时十分盛行，人们相信人死之后还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另一方面，汉代采取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不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优待老人，而且还大力提倡尊老爱老、孝敬父母。汉武帝时，进而实施了一种“举孝廉”的选官制度，选拔那些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人为官。当时，从地方到中央有不少官员都是孝廉出身，“孝”也成了人们当官升官的一条重要途径。汉代时，本来就“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何况还有可以出仕为官的好处。因此，为了博得孝名，人们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厚葬去世的老人。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兴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在当时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阶段。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日益增加，汉武帝时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事死如事生”和迷信思想的泛滥，加上“举孝廉”制度的实行，自春秋时期以来流行的厚葬习俗，到了两汉时期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在营造来生世界的过程中还按照现世居室来设计建造墓室，不仅将死者生前所用的工具、生活物品如房屋、田地、家禽、牲畜、人物制成模型和偶像，放入墓中随葬，即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并且还发明了把墓砖做成反映生前生活的各种画像砖，装饰镶嵌在墓室之中。当时，从皇帝到名门贵族、富家大豪都大建陵墓。例如，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便下诏为自己修建陵寝，修建时间达五十三年之久。不仅陵园非常宏伟，随葬品也极尽奢华。据《汉书》记载：不仅有金银财物，还有金缕玉衣、玉仗、玉箱、书籍,以及鸟、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走兽。皇帝是如此，其他王公大臣、豪门贵族亦是这般，一般殷实富足人家自然也不甘落后，甚至于有些并不富裕的家庭也纷纷仿效，于是形成了一股竟相攀比之风。虽然后来朝廷也曾几次下诏，明令禁止厚葬，但收效甚微，厚葬之风反而愈演愈烈，终两汉之世，此风始终未能止住。四川汉代画像砖正是在这种厚葬之风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成都及其周围是四川汉代画像砖的主要出土地区

除四川以外，山东、河南等地也出土有大量汉代画像砖，但从数量、题材以及艺术水平来看，仍以四川为最。而四川又以成都及其周围的新都、彭县、广汉、邛崃、德阳、彭山、绵竹为主。究其原因，这与当时四川及成都平原经济、文化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自战国以来四川及成都平原就是全国的富庶之地，秦灭蜀后，就把蜀作为大后方和粮食供应基地。到了汉代，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四川更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被誉为“沃野千里”、“无凶年之忧”的“天府之国”。汉政府曾多次以四川的粮食赈济其他地区的灾荒，如汉高祖即位之初，关中发生大饥荒，高祖下令“就食蜀汉”。武帝时，大量饥民逃荒到了江南，江南各地无力负担，便“下巴蜀粟赈之”。除农业外，四川地区的纺织业、制盐业、冶金铸造业、舟车制造业、漆器、酿酒等手工业行业也在全国享有盛名：蜀布在国内广为流通，甚至还远销到了南亚。蜀锦更是闻名于世，当时就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盛誉。由于技术先进，生产的蜀锦质量高、图案美观、色彩艳丽，其价值堪比黄金，不仅受到了达官贵族们的特别喜爱与追捧，还由南、北“丝绸之路”销售到了西域、西亚、欧洲诸国，成为朝廷重要的贡赋来源。为此，汉朝政府还在成都设置了全国独一无二的“锦官”，成都因此而被称为“锦官城”；漆器方面，四川生产的漆器颇受欢迎、十分畅销，是汉代漆器业的重要基地，蜀郡、成都、广汉等地都设有朝廷的工官，管理大规模的漆器生产，近年来在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大量漆器就是证明；盐业方面，四川是当时井盐的主要产地，汉政府在四川许多地方都设有盐官，对盐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在舟车制造上，成都还设有“车官城”，专门负责车辆与船只制造，是汉代的交通制造业重地。经济的兴盛促进了城市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据统计，当时的成都有户七万六千多，仅次于首都长安，是全国著名的商业五大都市之一。如此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繁荣的商业，为画像砖的制作、生产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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