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30多年村支书的杨培清,如今卸下原职,当上了温江区永宁镇城武社区股份经济合作联社的“董事长”,专管社区集体的“钱与地”。
都说“村管家”不好当,杨培清却感觉手脚麻利多了——前些年,因为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存在家底不清、账实不符等情况,农民吵闹着“找政府”的事时有发生,如今,有了股份经济合作社这样独立于社区两委之外的“农民组织”,大伙儿普遍感觉“财务干净了,让人放心了”。
不放心、不信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近年来农村干群矛盾的主要诱因。在温江,当地尝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化改造,将原“政经合一”的基层组织经济职能进行剥离,试图破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难题。
□本报记者 刘莉
800万“巨款”催生改革
一次社区“大辩论”,催生了温江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模式改革。
2005年,永宁镇开元社区首次征地400亩,800万元的土地补偿“巨款”如何分配,成了全体村民最热门的话题。社员们要求全部分到各家各户,社区两委希望留有发展基金……争论了1个多月,社员大会开了不下15次,最终钱仍然全部分到了每户人头上。
“为什么不同意留在集体?因为群众不信任干部!”杨培清也明白原因,“财务管理不透明,缺乏监督机制,导致曾出现摊占挪用,甚至贪污腐败。”
温江区农发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科科长黄凤华的调研也证实,村级财务开支存在流程不完善、随意性较大等问题,有的地方甚至有“一茬村官、一茬会计”的说法。
更为迫切的背景是,随着成都统筹城乡的纵深推进,撤乡建镇、并村并组带来的既得利益补偿与未来利益再分配,正在成为农村集体资产流失、干群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既要搞清楚家底,又要还干部清白。2006年起,永宁镇开元社区、万春镇天乡路社区先后开始了“两股一改”试验——集体土地收益权股权化、集体资金资产股份化,对原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2010年底,开元社区与隆兴社区合并为城武社区,诞生了全省首个集体股份经济合作联社。
董事会“拒绝”两委干部
“以社为单位,未确权到户的集体所有土地、所有资产全部折股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留集体股。”黄凤华说,农民还可以自愿申请以宅基地使用权、承包地经营权和自留地使用权入股,获得统一印制的编号记名股权证书,作为享受收益分配的凭证。
2012年11月,在试点的基础上,温江区全面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截至目前已量化集体资产3.8亿元,土地资源3.29万亩。
在杨培清看来,清产核资和股份量化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谁来管、怎么管需要制度保障。
“担任社区股份经济合作联社的董事长,我就不能再当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在城武社区,杨培清有自己单独的一间办公室,与社区两委完全分开,“合作社实施财务核算独立运行。”
将社区的干部们直接“拒绝”在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外,村民们通过股东大会,选举出了董事会、监事会各7名代表,且不得相互兼任。
“我这个董事长没得‘实权\’,集体的每笔开支,都要董事会、监事会所有成员签字同意,重大事项或大额度资金使用要举行股东大会讨论通过,财务收支等重大经营活动必须按季上墙公布,接受群众监督。”杨培清说,让群众亲自参与到“三资”管理中来,农村的财务才能真正地“干净”,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的现象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防范。
“可持续”能力有待挖掘
“分散流转土地,租价平均每亩1800元,现在交给合作社统筹经营,租价涨到了平均每亩2400元。”不到一年,永宁镇的村民就尝到了甜头。
为啥能涨价?“因为投资环境更好了。”永宁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公室主任范忠敏说,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采取土地流转、组建公司等方式统一经营和管理集体经济,在票据、合同等方式上更为规范。
去年,一个20多亩的大棚项目打算流转永宁镇两个村(社)的土地,由于永宁镇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总社介入,与村民沟通,统一标准,项目得以顺利落地。
目前,温江区的10个镇(街)还分别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总社,统筹提供指导、协调服务。
来自温江区农发局的数据显示,全区集体总资产由2007年的3.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3亿元,增长了43.2%。
但范忠敏也认为,资产增幅来自综合效应,目前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自我造血功能还不够,“可持续”能力有待再挖掘。
此外,人才的或缺,也在考验着农村集体经济民主管理的能力。温江采用的办法是,10个镇(街)总社建立初期,政府委托国有资产管理代表参与董事会选举,并兼任职务,“管理规范、运营正常后,将逐步退出。”
新闻推荐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完善村民议事会制度,推行“民意委托授权”机制——□安微本报记者周前进3月19日上午,54岁的苟龙元匆匆赶往离家一公里外的村委会。作为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苦竹村11组选出的议事...
温江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温江区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