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流到温江,跑了两家动物收养机构,花费600元,即将回广东老家的李晓东才算把爱犬“贝贝”以后的生计安排妥当。他发现,原本应是公益性质的动物收养机构,竟然要他缴纳一笔费用。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由于经费紧张、容量有限,成都不少动物收养机构开始对流浪动物之外的收养对象,特别是由主人送养的动物实施收费。然而,围绕着该不该收费、该如何收费的争议始终未停歇。
收养机构的苦恼
捐赠经费入不敷出收养容量有限
坐落在成都市温江区踏水镇的四川省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是成都最早成立的动物收养机构之一。其负责人乔伟介绍,中心自2002年成立以来,常年收养的小动物在1500只以上,“最多的是狗,现在1000只左右。”
8月12日中午,记者见到乔伟正在指挥工人给刚刚送来的一只狗洗澡,“天热,不能断了水。”说完这句话,他略显尴尬。入夏以来,基地的水费一直拖欠。
他说,中心经费主要来源是社会捐赠,每年70多万元,而维持正常运转需要80万元以上。中心已经连续三年入不敷出,“现在基地只有三个工人领工资,其他的全是志愿者。”
记者陆续走访了成都周边几家动物收养机构,发现情况大同小异。
成都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陈运莲介绍,目前爱之家收养的动物数量在2000只左右,每年花费200万元才能保证正常运转。但社会捐赠却无法满足此需求,“实在不行了自己拿钱补贴。”
除了经费不足,另一个让收养机构棘手的是:各地不断送来的小动物,已经让收养机构不堪重负。
面对窘境,乔伟决定,除流浪动物之外,其余一律收费。根据动物品种、生活习性、身体状况等不同,费用在500-800元之间。
收费引发的争议
收费是否背离公益初衷费用标准如何定
自2010年开始收费之日起,乔伟就不断受到非议:公益组织为何要收费?谁定的收费标准?
乔伟说,有不少志愿者和同行离他而去,认为收费算是经营活动,远离了公益的初衷;不少前来送养动物的市民,纷纷改变口风,“说自己的猫啊狗啊是流浪的,这个没法证明的。”更有甚者,直接遗弃了小动物。
对于收费,省林业厅野保处相关负责人持赞成态度,认为公益组织应该有“造血”功能,通过经营运作来获得资金,再来反哺公益。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林波介绍,目前国内法律对公益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没有明确规定,“但有个衡量标准,进行的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公益性质、是否利用公益身份对其他商业机构构成不正当竞争。”
记者就此问题在网上进行调查,网友对收费呈一边倒支持:关键不在于收不收费,在于如何收、怎么用。
乔伟说,收费标准是参照成都宠物寄养行情和实际开支、收养时间而定的。一般而言,宠物在收养三个月之内就会被人领养,这期间,收养机构要对其进行体检、防疫和安排食宿,一只成年哈士奇一天开支10元以上。对于收来的费用如何支出,乔伟坦陈,“没有人来管过。”
收费背后的思考
大量流浪遗弃动物该如何收养管控
在这场该不该收费的争议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城市大量流浪动物、遗弃动物到底该如何收养和管控,才能既实现人类对动物的人文关怀,也遏制城市动物的无节制增长,降低疫病传播危险性?乔伟、陈运莲估计,目前成都大大小小动物收养机构在10家左右,可收养动物约在一万只上下。而这,几乎可以看作是成都全部的收养能力。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成都并无官方的动物收养机构,对于民间收养机构的扶持政策也未出台。
成都市农委兽医兽药处负责人介绍,去年成都市农委在主城区先后对84万只流浪动物(主要为狗、猫)进行了防疫免疫用药。换句话说,进入收养机构的动物刚刚超过总额的1%。
对于城市动物的收养,有业内人士指出,可以借鉴青岛等地的经验,政府通过提供场地、给予补贴的方式,扶持民间收养机构。而在构建城市动物饲养管控体系方面,则可以参照济南等地的做法。例如,“养狗需获邻居同意”之规定,并定期组织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对流浪动物进行绝育防疫。
北京锋锐(南充)律师事务所主任林波认为,要想从源头遏制城市动物无节制的增加,关键在于明晰动物饲养者的权利和义务。他建议各地应及时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出台动物饲养者应遵循的相关规章制度,“让动物收养、寄养有据可依。”
□本报记者 王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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