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写作成规的“冒犯”精神是文学发展的动力 评虎溪子散文《荒原上的母亲》

□冯晓澜

人是群居动物。一个人迈入社会前，总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其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的祖孙情、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姐妹情等亲情，被铭刻于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一旦提笔，亲情就自然而然成为选材和反映的对象。而最直接的首选就是书写母亲、歌颂母爱。此类文章，古今中外，可谓数不胜数，后起者想要写出新意都难，遑论超越前人。

虎溪子《荒原上的母亲》（载《达州晚报》2020.2.25），一看就知属于歌颂母爱、为母亲塑形“作传”的散文。其标题不仅规定了书写对象，而且还给读者带来了悬念。为何是荒原上的母亲而不是原野上的母亲？荒原，尚未耕种开发，而原野，充满诗情画意。荒原和原野，虽有一字之差，其背后的深意却值得咀嚼，无疑深藏作者的苦心。好的标题，不仅涵盖全文，而且唤起读者的阅读期待。

在正文前，作者先抛出一段类似题记的话。其大意为：

从潜意识梦中醒来的“我”，因对孤独的恐惧而光着脚在冰原上呼喊、奔跑、寻找母亲，却总也抓不住母亲的衣袂，即使再抓不住，也仍然奔跑着……

这个梦境，不仅成为文章的又一个悬念，而且还映射出“我”恐惧母爱的消失，哪怕再不知疲倦地奔跑追寻仍不得的情结。其梦境的描述用了近百字，显然打破题记简洁明了之常规。看似有些不伦不类，实则是为了全篇结构和表达需要而有意为之。作者未标明为题记是明智的。其反常之举是否产生奇效还有待于检验。

开篇第一段：“我”打记事起就不断为那梦境所困扰，只要一醒来就去寻母亲，一见母亲仍在床上安睡，就有了满心欢喜的幸福感。这无疑反映出“我”对母亲羽翼温暖的依赖和深怕安全感失去的焦虑之心。在我看来，这段话其内在逻辑与梦境是一脉相承的，归入正文并不十分吻合。如归于篇前，下一段的书写母亲，才显得有开门见山的直截了当。

文章主体由刻画母亲优秀人品和精神气质的五个片断构成。的确，它不是传统意义上按时间顺序、有头有尾的讲述法，而是选取母亲一生中最有典型的事例，试图为母亲塑一座立体鲜活的雕像。

第一个片断，由母亲在娘家的排行写起。她的姓名被人们遗忘，只能用排行替代称呼，反映出那个年代妇女地位低下的普遍境遇。她因在家族的辈数高而获得族人和乡邻的尊崇。但母亲的好口碑是凭“她执守一辈子的善念”而赢来的。她身体力行并传承好家风，让“我”家四代同堂、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在老家都有好的口碑。“我”告哥哥的状挨母亲巴掌训斥和在单位被上司误解的拍案而起，都是传承和捍卫家风淳朴的具体体现。

第二个片断，写饥饿年代，母亲辛勤操劳、精打细算，才拉扯着全家顺利生存下来。不仅如此，母亲为喜欢接交朋友的父亲挣脸面，家里如拿不出招待客人的食品，就悄悄到邻居家“借了一块腊肉和几个鸡蛋”。对逃荒到山寨的安徽客，母亲听着他们哭诉的惨状，除了陪着流下同情的泪水，还让他们吃饱并送上些食品。母亲的流泪，不仅刻画出母亲乐善好施的善良，也是对好口碑的印证。

第三个片断，作为没文化的山村农妇的母亲，并没有头发长见识短，而是盼子女成为读书人。这源于仰慕、尊重有知识的老中医周先生。母亲教育子女们学习周先生“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气。她认为周先生虽命运坎坷，却宠辱不惊，只有读书人才做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境好转，但“我们的学费和每个月的生活费就靠母亲卖地里的小菜来凑”。当“我”拿着零碎钞票去缴5元的住宿费，遭到生活老师的白眼和谩骂。虽未酿成打老师事件，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尽管母亲教育“我”“人生只记恩莫记仇”，但当创伤是因对方侮辱亵渎了母亲和母爱时，“我”又怎能就迈过那道心灵创伤的坎，以至于几十年都再没回过那所学校。这个心结始终未能释怀与母亲的教导也相违背，作者没能深挖，殊为可惜。

第四个片断，讲述老屋前两棵百年柿子树对一个家庭的贡献。每当成熟时，全家无缘一饱口福，卖了供子女上学。母亲对柿子树恩惠的感激，体现在“每年腊月三十天午饭前，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兄弟，端上一碗米饭，在树腰切开一个口子，并往口子里喂满饭粒”。母亲说，我们过年，也要让树过年。这独特的感恩教育，出于朴素的善念而非刻意为之。后来村里修路，老柿子树被砍伐，“母亲抹着眼泪说，树哇就像我们人一样，老了就没多大用了”。文中第二次出现母亲的流泪，是为柿子树老了无用的伤感之泪。

第五个片断，父母与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争争吵吵一辈子。双方对垒的父强母弱，在晚年变成了母强父弱。面对母亲在子孙面前总是翻旧账的“控诉”，父亲理亏告饶摆上酒杯，力邀母亲喝一杯。父亲用挚爱一生的酒来化解晚年的颓势，也让滴酒不沾的母亲竟慢慢爱上了酒。二老和解对饮的温馨画面，终止于母亲生命的尽头。母亲临终时，父亲端着酒壶为不能进食的母亲，“隔一阵子就给母亲喂一小口酒，隔一阵子就给母亲喂一小口酒”，活画出父亲希望母亲生命能延续下去的恋恋不舍。当母亲归西，全家哭着一团时，痴痴望着母亲遗体的老父亲“手中酒壶溢出的酒，洒了母亲一脸”。在文章中，晚年才出场的父亲之丧妻之痛和夫妻情深，于无言的动作描摹中已力透纸背。

作者就这样用深沉的笔触、饱满的情感和精心选取的五个片断，刻画出一个勤劳善良、精打细算、乐善好施、知恩必报、有远见、有口碑的山村妇女形象。如果再补充一个母亲不屈服于艰难生活却私下流泪的片断，那么，母亲的形象就会更立体丰满一些。

结局，母亲走了，困扰多年的噩梦再没做过，“我这才明白，我再也没有母爱了”。这简短的收束，以少胜多，字字千钧，与正文自然段的动辄几百字，形成强烈的反差，更与篇前的那个梦境遥相呼应。它虽呈结构上的闭合之态，却因象征隐喻而迸射出感人的艺术张力：一个人怕母爱失去之危机感是伴随一生的，并进一步昭示，人生就是一场生与死的单向度的奔赴与亲情的流失。母爱终将远去，但母亲的宝贵品质和优良家风将永远铭记于心。作者之所以将梦境置于篇前的反常之举，确实有助于文本内涵的深化而让这篇散文有了特色和新意。

文贵有法，方有依凭；文无定法，才有发展。作者打破题记常规，却不标明为题记的模糊处理方式，一方面反应了作者不拘泥于文法的“冒犯”与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反应了编者的慧眼识珠。散文的提高与发展，离不开向写作成规挑战的“冒犯”精神。我以为，只要勤于观察，只要深接地气，只要勇于进取，只要编写合力，我们副刊的散文就会为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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